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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期杂志，1月27日全国上市

封面报道 | Cover

| 封面 |

生活艺术家

越来越多城市中产对生活的追求，已经从物质层面的丰富、实用，转向精神层面的审美表达。他们渴望在平凡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舒适感和自由度，更大程度地表达自我需求、发现自我价值。

装饰一个新家、评价一家餐厅的口味、寻找下一个旅行目的地、关注最新的流行趋势——所谓生活方式，其实就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正做着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衣食住行、针头线脑，琐碎而具体，却一点一滴地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本组封面报道，你将读到以下4篇文章，敬请关注：

《赵若虹：打扮好自己至少是在认真生活》

《怀柔壁画村：世俗生活的艺术想象》

《大董：有品质的人会从菜里吃出意境》

《85后房客：40万元装修出当下的幸福》

长报道 | Features

| 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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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娱 |

“大导”林兆华：渴望摘掉紧箍咒的孙猴子

身边人不愿把戏剧之外的琐事说给林兆华听，他偶然问起，知道亏了钱，赌气说要停办戏剧节，还要解散工作室——但至少现在，一切都还在照常运转。

| 商业 |

高学历港漂：买保险热潮激发出的金钱与野心

内地人在香港的消费从日常的化妆品、奶粉，渐渐转移到保险上，这让港漂成了其中最大的掘金者。

| CEO说 |

嘉宾传媒 CEO吴婷：网红是高潮，我们要的是终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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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尚 | Lifestyle

| 望外 |

希拉里支持者的接纳“特朗普总统”之路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被大选撕裂的90后华裔女孩开始了一段漫长的疗伤和接纳现实之路。

 | 专栏 |

毛利：吃喝这种低级欲望，人类已经被满足得无法无天

饿过的人每一顿都会吃得很饱。我父母没办法理解减肥，于是不仅剩饭剩菜要全都打扫干净，做到毫不浪费，还总是在家囤好各种东西。

朱江明：辽宁号绕岛航行，为何台军高层如芒在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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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毛利：

狮子座，O型血

天真的毒舌妇，好玩的刻薄者

著有《当待业女遇上草食男》、《一纸谈欢》

2017年春节过去了，我发现自己尤为怀念在某五星级豪华酒店度过的一天。 

经历一番舟车劳顿，终于在房间安顿下来时，我洗了澡，换了睡衣躺在床上，心想就算吴彦祖出现在楼下，也无法让我站起来走出房门一步。

几小时后，我饿了，饿得非常彻底，像大米袋子里最后一粒被倒空，身体储存的能量已经百分之百被消耗。我翻开酒店菜单，看到一份厨师沙拉标价为158元，又默默合上——毕竟，下楼走两步就有便利店，卖十几块钱一份的沙拉。既然沙拉都一样难吃，为什么要花158元买一份?

那一天，准确地说，从第一天下午5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我神奇般地什么都没吃。这一天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一直人为控制着“吃掉眼前所有一切”的欲望，唯有这次，是这家酒店，让我再次品尝到穷人的滋味——不舍得买。

在吃喝这种低级欲望上，人类已经被满足得太无法无天，偶尔被控制的时候，虽然当时有点痛苦，但回想起来又觉得很妙——忽然间，我从一个欲望需要被立刻满足的人，变成一个其实可以等等，把身体所有感官磨练得更锋利的人。

前几天我看过一篇文章，作者在美国生活，对父母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相当厌恶。母亲做红烧肉，第二天一定要把吃剩下的肉回锅，放进豆腐泡吸油，第三天再放点儿大块蔬菜。

艰苦年代过来的人嘛，一点点都不肯浪费，大鱼大肉高脂肪，要是没把最后一丁点儿油星吃净，根本不舍得倒掉。父亲后来得了直肠癌，令作者后悔不已，如果不是吃了这么多高脂肪，说不定还能挽救。 

作者希望父亲像美国人，一锅肉吃完一半，麻利儿倒掉；冬天自然开暖气，夏天自然开冷气；该吃就吃，不该吃绝不勉强自己。我倒觉得如果老人像30年前一样，生活在连肉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或许能长寿一点。

这些艰苦年代过来的老人，正以不可舍弃的艰苦精神，处理着年轻人浪费下来的所有东西。有次我煮了锅莲藕猪脚汤，喝了两碗后，忘了，几天后母亲从锅里盛起来，闻了闻说，没坏，放着，回头我吃 。我坚持要倒掉，母亲用相当心痛的表情回答：这多作孽。

她真的心疼二三十块钱的猪蹄吗？她想到的，或许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吃猪蹄是件多么隆重又富有节庆感的事。她答应说好吧那就扔吧，这时她的青春已经跟倒掉的猪蹄一样毫无意义。

英国作家托尼·朱特曾经经历过英国二战后的食物配给岁月，对艰苦时世有鲜明记忆，虽然后来逐步好转，但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托尼·朱特写道：艰苦朴素的反面不是经济繁荣，而是穷奢极欲。

饿过的人每一顿都会吃得很饱。我父母没办法理解减肥，于是不仅剩饭剩菜要全都打扫干净，做到毫不浪费，还总是在家囤好各种东西。

我倒是希望在饮食上能重新回到艰苦年代，回到那个认真对待吃喝的年代，回到认认真真吃饭，又热切盼望吃一碗肉的年代。

欧美人已经开始全面吃草，流行毛坯房式样的装修，流行骑自行车出行。这景象被30年前的中国人看见，一定觉得，原来他们过得跟我们一样。

我们到底在追求些什么？人类原来就是一节节吃掉自己的贪吃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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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施展萍

编辑 ✎ 方奕晗

许多次面临重大人生挑战时，跳进赵小姐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该穿什么？

一个朴素的逻辑是：如果你即将被生活杀个措手不及，起码可以保证受罪的时候自己是好看的。

“好看”当然包含一双高跟鞋。

赵小姐有过几个与高跟鞋有关的珍贵瞬间：在纽约的冰天雪地里，与女性友人互相夸赞对方脚上的高跟鞋；在宿舍和同学一起剪片子，那个叫Melody的女生离开前对赵小姐新买的高跟鞋轻巧道别：“bye bye，shoes”。

还有一次，赵小姐从上海去美国出差。那时，她在国内的事业遭遇瓶颈，压力重重，参加晚宴前，独自跑到Jimmy Choo去。

店里有沙发，赵小姐坐在沙发这头，那头是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人。两人试的每双鞋都是一样的，其中有四双都断码了。过了会儿，女人的丈夫来了，需要迅速买鞋走人。好不容易碰到一双尺码合适的鞋，赵小姐对她说“这双归你了”，自己换上另一双，问：“我穿这双好看吗？”“很好看。”

那是双再普通不过的素面圆口鞋，“我为什么会那么高兴呀，我真的好高兴呀。瞬间，你觉得跟这个人好像有特别多的友情，她是我的‘纽约平行版’。”一个沾沾自喜的赵小姐说。

压力大时要买鞋，出席重要场合前要买鞋，高兴了要买鞋，不高兴也要买鞋。对一个恋鞋狂而言，鞋子的意义超过围巾、衣服，一双合脚的鞋会为人生带来巨大鼓励，让人信心满满地面对生活。

赵小姐开始卖鞋也和一个瞬间有关。

穿着高跟鞋的赵小姐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36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重去世，她的工作也出了些问题。一天夜里，赵小姐坐在车里，看着车窗外来来往往的女人们。那些女人中有许多和她一样，拎着手提电脑，戴着耳机，裹着大衣，走在街上对着耳麦大声回话。

车开过上海静安嘉里中心时，夜已深，商场打烊了，只有橱窗还亮着灯。一位穿驼色大衣的女孩，站在Max Mara的橱窗外往里看，再往前走，又忽然停下来，回过头再看一眼。

那一刻，赵小姐突然想做一家店，把自己喜欢的一切都放进去，当然，乔治·克鲁尼除外。她要把这家店送给和她一样的女人们——那些白天要穿着高跟鞋去开例会，说服老板，骂新人，跟老公吵今天谁去接孩子，穿上礼服冲进厕所，化20分钟妆去参加客户party再回来加班的人。

店里有一间衣帽间，里面全是鞋。店名就叫“高跟73小时”——这里每一双高跟鞋的制作流程都会花73.3小时。

“你就是美貌美貌美貌”

赵小姐叫赵若虹，上海人。喜欢或不喜欢她的人都会说她的性格非常“上海”。赵若虹有时觉得别人在夸她，有时又觉得人家是在骂她。

她也认为自己很“上海”，如果这意味着“心里总有点不安分的想法，总想到更高的地方看一眼”的话。

1月9日下午，穿着酒红色毛衣和黑色小脚裤的赵若虹轻盈地踩着木楼梯上楼。“你好呀”，见面的瞬间，没有丝毫犹豫，一种令人心头舒适的礼貌像一个乒乓球轻巧回弹。

这是“高跟73小时”的第一家店，261平方米，2015年诞生在上海巨鹿路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里。洗手间的台子上放着补妆用的粉底与眼影，从淘宝淘来的绿色旧冰箱中装满红色高跟鞋，巨大的梳妆镜上写着甜言蜜语：“你又瘦了吗？”“你就是美貌美貌美貌”。三楼头顶是大片白云，还有一辆冲上云霄的嫩黄色自行车。

不到两年，她陆续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开了8家店。每家都不一样，即便是同一家店，主题也不时更换。

有时是“月亮从梳妆台的镜子中望出千万里”，女诗人毕肖普写在诗歌《失眠》中的句子。熟悉赵若虹的人都知道，赵小姐常年处于“失眠中”。

有时是“小意达的花”，意象取自安徒生的童话故事。7岁那年，赵若虹第一次接触童话。此前，因为母亲担心女儿对复杂的人生没有思想准备，占据赵若虹床头的读物一直是《三国演义》之类的话本故事。

进入小学的赵若虹小心翼翼地问语文老师：“我想看安徒生，可以吗？”

那位姓潘的老师有些惊讶：“当然可以，你想看几本都可以。”

童话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小意达凋谢的花儿是在等夏天到来，再次开放，死亡不是终点，而是下一次绽放的开端。

“ 

长大后的赵若虹把这些诗句、童话、恋爱的感觉揉进店里，设计到鞋中，然后看着它们一一成为现实。

”

利润与理想忽然出现在同一个轨道上。赵若虹提到自己的“运气”——因为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完全依赖一位女性的任性直觉。

“直觉占了很多先机。基本上就是照着我的直觉去选产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结果发现，很多女性和我一样，很喜欢这样的东西。她们在情感上的回应，体现在产品上、销售上的回应是非常一致的。”

赵若虹发现，所有人说一件事，并不意味着这件事一定是正确的。这些错误的共识包括：近年时装女鞋市场份额的下跌是因为没有人穿它们了。

“好吧，即使市场份额从60%跌到40%，那还是有40%，但现在其实没有到40%的销售额，这些销售额去哪里了？”赵若虹到商场去，发现市场上轻奢定位的女鞋品牌很多都老化了。

几乎所有牌子，都会在上新时打折，四周后打折，过六周再打折。一个买鞋成精的人本能地认为，这是个恶性循环，对像她这样努力在城市中寻求一席之地的中产女性而言，买鞋应该是件开心事，不该被这样草率对待。

卖鞋的地方应该有香槟和甜品，有柔软的沙发、舒服的靠垫，可以自拍，可以和闺蜜一边喝着下午茶、聊着八卦，一边高高兴兴地试新鞋。重要的是体验，鞋子的角色相当于这场体验中一件不错的纪念品。

这件纪念品可以是圆头的、尖头的，有不同的款型与颜色，但都是好穿的基本款。“当你连续十年需要不停出差，一周开十几个会时，在无数种潮流中，最后你能在办公室表现出的一点点个性，大概就是鞋的颜色，皮质和跟高而已。”一个赵小姐的经验之谈。

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花了将近一年。2014年冬天，赵若虹去东莞厂里验货，开业在即，看着1600双鞋，她忧心忡忡地问人家：“都卖完了怎么办啊？”

在场所有人都笑了：“赵小姐，你不知道现在零售的行情，这些鞋半年能卖完就不错了。”

结果呢？“我们两三个星期就卖完了。”

天真烂漫的沾沾自喜

赵若虹开始喜欢打扮是在大学。

大二那年，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的赵若虹与同学一同去逛街。常熟路靠近淮海路的一家服装店正在清仓，她花20块钱买下一条弹力莱卡材质的长裙。裙子舒服、好看，重要的是显身材。那条裙子还在，每年夏天，赵若虹总要把它翻出来穿穿。

这是赵若虹为自己买的第一件衣服。过去，长期在香港出差的父亲为了补偿父爱，会给只有十来岁的她带回各种护肤品和带垫肩的西装裙。整个少年时期，母亲从未给赵若虹买过衣服，因为家里堆满了父亲带回的各种不合身的裙子、毛衣和鞋子。

那条20块钱的裙子从此为赵若虹打开了一扇永不关闭的大门。家里的衣杆常因不堪重负断掉。遇上暖冬，她比兜售大衣的商户还要焦虑，“so many coats, so little time，来都来不及穿”。

创业前，她是每个办公室里都会存在的时尚kol（意见领袖），一个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工作认真、充满干劲的人。

“我就是要打扮得很好看。”赵若虹对《博客天下》说，声音嗲嗲的，但听上去像一句宣言。在赵若虹看来，一个人把自己捯饬得很好看，至少说明在认真生活。

更年轻一些时，赵若虹生活得很辛苦。她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知名婚尚媒体担任中国区副总裁，同事傅盈盈常常要在开会前告诉她当天与会人员的风格，提醒她穿得朴素一点。“我就很逆反，我就是不想穿得很朴素。”

“她是那种很法式的，适合穿铅笔裙、高跟鞋，搭配V领衬衣，中间系一条腰带。”傅盈盈说。

适合法式着装风格的赵若虹无法驾驭朴素的“性冷淡风”，她调侃自己“在性冷淡的时代活得很痛苦”，偶尔尝试，会觉得灵魂裹进了别人的身体。

“ 

赵若虹需要花更多时间去证明，一个爱打扮的女性是有能力的，是值得信赖的。直到年纪渐长，努力得到认可，社会对女性更加宽容，一切才慢慢好转。

”

在许多女性身上，赵若虹依然会看到“不公正”。最常见的是，长辈往往对女性有双重标准，要求女孩与男孩一样优秀，进入好学校、找到好工作。“但忽然有一天，当你有了好的学历、好的工作，他们就会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嫁人？’他们的终极标准还是需要嫁人。”

赵若虹对这种“标准”作出的“反抗”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成为上海知名主持人时，出国念书，拿回耶鲁大学与纽约大学的双硕士学位；快到中年辞职创业，开了一家给女人的店——“让这些一辈子在做大人的女人，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起来当一两个小时的小女孩”；以及，在被喋喋不休地追问“你什么时候要孩子”时，用“今晚”怼回去。

“她不做家务，不做饭。”傅盈盈告诉《博客天下》，“传统道德要求女性会持家，好像不持家就不行，你怎么会把时间花在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看上呢？她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性。”

在另一位闺蜜、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杨乐的理解中，类似做饭、开车这样的技能缺陷是赵若虹身上唯一的bug。不过，这件事的关键在于，这些技能是她不想去掌握的。“一旦她决定要掌握，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其他没什么了，她完美。”50分钟的谈话里，杨乐7次用“完美”来形容赵若虹。

尽管不会做饭，但赵若虹喜欢吃。结婚一周年时，赵若虹的丈夫、作家那多干脆送了一家餐厅给她，店名直白又可爱，叫“赵小姐不等位”。

一个热爱美食、热衷打扮的赵小姐每天乐颠颠地在微博上分享食物、衣着、健身、闺蜜情，以及与那多的日常“拌嘴”。

编剧史航第一次知道赵若虹就是在微博上。他顺着别人的微博看到赵小姐的微博，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意思。

“这样的女孩很难得，她简直全身都是优点，需要有一点缺憾。”于是，史航以关注赵小姐的行动来为她添上这点“缺憾”——“缺憾就是她有一个关注者是我这样的人”。

史航在微博上说赵小姐是“我这个死宅男跟普罗大众的链接点”。“她关心买衣服、买鞋、减肥、吃，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平时关注的，她关注了，我关注她，间接关注大众的兴趣点，也挺好的。”史航对《博客天下》说。

他在微博上劝网友们对她“慎关”，理由是“她乐颠颠过日子的时候，你很容易认为她是在打广告；她真的打广告的时候，你很容易爱上她。所以，为保三观，对她慎关”。

史航将赵小姐打广告的方式概括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她的一切都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沾沾自喜。”

30加美少女

“她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杨乐想了想，确定“奇怪”这个用词，“她的外形很漂亮，身材也很好，胸大、腰细、腿长，这样的女人居然脑子这么好，又聪明又漂亮，还会挣钱。”后面还跟着一句感叹：“这么完美的人居然是我的闺蜜，哇，你会有很幸运的感觉。”

女人们有个“30加美少女”的微信群。不论承认与否，赵若虹都是这个群的转运核心，杨乐常常觉得她像魔术师，能让身边人的生活因她起变化。

比如体重。杨乐曾重130斤，为了减肥，她尝试过节食、针灸、通电等一堆方法，都未见成效。直到赵若虹向她推荐了健身——健身的第四个月，杨乐就瘦了下来。赵若虹形容，现在的杨乐就像健康的张柏芝加开心的谢娜。

因为太爱健身，2016年7月，杨乐开了家小小的健身房。开健身房的建议也是赵若虹提的，杨乐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执行。行动基于长久相处建立的信任，“我认识她后，她作的所有决策、给我的所有信息都没有错过，全部都是最精准、最直接的。”

“小张老师”张微微开始自己的服装品牌也与赵若虹有关。她与赵若虹曾是同事。赵若虹发现张微微善于穿搭，总能在淘宝上找到比实体店里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的衣服，便在自己的微博上说了这事儿。

“大概两三天时间，我就涨了差不多1万个粉丝，大家纷纷来管我要链接。”张微微向《博客天下》回忆，她从此开始在微博上分享淘到的好物，积累粉丝后，一边工作，一边开网店。

2015年6月，已在另一家公司供职的张微微想辞职，专门经营服装生意。她找赵若虹商量，后者立刻肯定：“你就好好开店，好好赚钱。”傅盈盈证实了这一点，“她很支持女生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会鼓励你去做，并愿意贡献自己的很多资源来帮你解决问题。”

赵若虹有一个“天花板理论”——拼命撞击头顶上的玻璃天花板，也许会撞得头破血流，也许不会总有好结果，但每撞一次的缝隙，就是一次上升的机会。

“ 

这种尽情生活的态度在本命年时达到极致。父亲去世的那段时间，赵若虹经历了家中许多长辈的陆续离开，她不得不一次次去墓园告别，看看墓碑上的文字，觉得人生又脆弱又短暂，思考究竟该怎么过才有意思。她得出的结论是，不断试新东西，不断享受尽情奔跑的乐趣。

”

她在鞋盒里给姑娘们留了句话：“只管尽情生活，上天自有安排”。

对闺蜜来说，这种尽情的勤奋有时会起到作用——当她们觉得累了，就想想赵若虹，然后会产生类似的想法：她都这么优秀了，还这么勤奋，我这点苦算什么呢？

2015年，杨乐北大硕士毕业。那是一段可选择毕业时间的学业，当时杨乐手头有几档节目，本打算缓几年再交毕业论文。

她把这件事告诉了赵若虹。赵若虹劝她一鼓作气，把毕业论文交掉。“她跟我说，这样你整个学期生涯是顺的，如果你挨着，中间不知道什么事耽搁了，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觉得另外的事情也很重要，还是没有时间写。”

杨乐开始了一天之内往返北京、上海的生活。拍戏、主持、写论文，三件事同时进行。在北京，杨乐住在学校旁的酒店里，连续几个晚上，房间的被子没有掀开过，一直伏在写字台上写论文，白天就去上课。为了能用笔记本电脑在高铁上继续写，她干脆连飞机都不坐了。

“你经历这些事情，觉得怎么那么苦啊。但你跟她的创业历程来比比看，还是幸运得多。如果没有她的鼓励，我可能晚一年交论文，或者晚两年也不一定。”杨乐分析，赵若虹的“难处”多数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高处”。一个从小在洋房里长大的精致小姐，并没有经历过于剧烈的人生坎坷，“但她不断地给自己制造高处，然后上去。”

还有一些素未谋面的女性得到过赵若虹的鼓励。一位女性订了一双鞋，后来家中突遇变故，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打算取消订单。赵若虹在私信里告诉她：“没关系，我送你一双。”对方拒绝了，她说：“我再过几年肯定会回来买的。”

“所以我说，鞋子是有象征意义的。”回到高跟鞋上，赵若虹发现，自己的鞋子好像把这样一些女性连在了一起，她们热爱生活，在事业上有所追求，有些人经历过挫折，但都在变得越来越好，鞋子是这些不同人生阶段的纪念品。

杭州店开业时，一位孕妇挺着大肚子到店里来。她告诉赵若虹，恋爱、结婚、怀孕，自己在每个节点都穿着她设计的鞋。新家有个专门的衣帽间，是按照鞋盒尺寸设计的。

互相吸引的磁场会让赵若虹收获许多陌生人的善意。2014年，赵若虹父亲去世后，一位苏州女孩开始每天在微博私信上与赵若虹道一句“早安”，赵若虹每天回复她一个心形的表情。2017年1月2日，女孩没有出现。3日上午，她给赵若虹发了张宝宝的照片，告诉赵若虹，昨天生孩子去了。

赵若虹的眼眶突然泛红，声音一如既往地柔软：“有很多这样的互动，这是很感人的。一双鞋可能是定情礼物，可能是婚鞋，可能是小姑娘长大后的第一双高跟鞋。还有比我年长几岁的姐姐们，她们当中有人可能骨骼出了问题，会跟我说，‘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双高跟鞋，我想要穿这个’。”

一个姐姐，或者一个妹妹

小时候，赵若虹家对面的弄堂口有家小烟纸店，老板娘是个“不三不四”的人，常穿时髦又有资产阶级气息的衣服，叼着根香烟，去弄堂里喊人接公用电话，看隔壁老虎灶的人吵架，为邻居的纠纷出谋划策。

对那时的赵若虹来说，烟纸店老板娘存在的意义在于，她的店里总有盏黄色小灯亮着，让补课晚归的赵若虹知道，家就在前面。

2016年10月，鞋店生意步入正轨，赵若虹也开了家“烟纸店”——一个微信公号。赵若虹邀请几位作家朋友在公号上写稿，自己也写。

如果把卖高跟鞋比作一场战役，必须建立自己的城池，必须在某个时间点占据市场高地，那烟纸店就是一个让故事“英勇且美好”的存在。

“张怡微把小市民刻画得入木三分，她说得再刻薄，你都觉得她对这个人是有爱的。邓安庆也是。这个是我们的价值观，就是你在很艰难的时候，总是要看到隧道是有那一头的。”赵若虹说，她希望像那位烟纸店老板娘一样，在夜里亮着灯，回报那些在“未关注人私信”里给她拥抱的陌生女人。

有一次，赵若虹在“烟纸店”中写了自己在纽约大学读书时，与同学去高犯罪率警区拍摄作业的经历。史航把文章转发到朋友圈，写道：“我没去过美国，我认识赵小姐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可是看她写这些异国街头陪大块头警花刷夜的情景，几乎觉得我每夜都在陪她，或者，在警局门口等她平安归来。”

“有一句话用来形容喵星人和汪星人比较合适，形容人好像不太合适。但赵小姐确实让我有这种印象，这个女人特别‘亲人’，‘亲’是‘亲近’的‘亲’。她跟一个流浪汉说话，她跟什么人说话，你都觉得是特别自然的事情。”史航说，“她对人间没有嫌弃之情。”

杨乐的形容是“她是像你姐姐一样，也像你妹妹一样的存在”。“姐姐”是因为她可以引导你，“妹妹”是因为她会欣赏你。

最典型的是在和闺蜜一起出游的时候。赵若虹永远是那个充分尊重别人喜好和决定的人，并格外享受他人的安排，“她会让你觉得你作的所有安排她都是满意的，让你很有成就感。”

傅盈盈可以看到赵若虹在事业与生活上的平衡。2016年4月，傅盈盈加入赵若虹的团队，担任市场总监。她与赵若虹住得很近，俩人有时出去喝酒，夜里晚归，傅盈盈会先打车把她送到小区门口，自己再离开。赵若虹家在小区最里头，到了门口还有点路。“我可能就直接回去了，反正已经到家门口了。”赵若虹一定会打电话要丈夫来门口接她。

还有一次，夜里11点多，赵若虹突然想吃花生酱馄饨，当时，外卖软件还不如现在发达，赵若虹对着丈夫撒娇，那多就开着车出去，跨越两个区，为赵若虹买回10块钱一碗的馄饨。

“大家会觉得她是很独立、事业型的女人，她应该很强势。但她跟那老师在一起时真的很嗲。”傅盈盈曾在赵若虹家住过一个月，天天看赵若虹与那多进行“文艺高材生之间的插科打诨”。

网名“李锦记”的女孩最初是冲着那多关注赵若虹的。李锦记自称那多的忠粉，早些年，那多到李锦记所在的大学开作品会，她问：“在微博上经常@的赵小姐是谁呀？是绯闻对象吗？”

那多回答：“那是我的未婚妻。”

李锦记很好奇，想看看“怎样的姑娘能勾走这样的大才子”。不过，后来，她对这两人的认知从“赵小姐是那多的妻子”演变成了“那多是赵小姐的丈夫”。

因为赵若虹，李锦记从2016年开始健身，并坚信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一杯威士忌就够了。还是不行的话，一瓶准行。

对李锦记而言，一个“事业上很棒但从没放弃过有情趣的生活”的赵小姐并不是一种精神依靠，“不是你在低谷的时候她去激励你，而是，她告诉你，生活本该过得那么美好”。

李锦记在赵若虹那里买的第一双鞋是一双小红鞋。在去看话剧的路上，路过店铺，突然就看到那双鞋子，一试就不想脱下来，那种感觉，类似于“相亲相到了那个人”。

没有糟糕的圣诞

2016年12月23日，赵若虹在北京开了新店。

开店两天前，因为雾霾，包括装修材料、产品在内的所有货品都堵在路上，加上全国的工厂都在整顿，没有一家供应商能按时交货。赵若虹发现，一贯冷静的同事开始看星座运程，担心水逆是不是又开始了。

另一件事也让赵若虹心里没底，北京气温低，商场柜台里全是卖靴子的，而她的产品以单鞋居多。

12月21日上午7点多，物流通知，车可以放行进北京了，新店顺利开业。原本担心单鞋卖不动，没想到异常受欢迎，开业第一天，营业额排名商场第二，不到20天，营业额过50万元。以至于商场里的其他女鞋品牌纷纷把单鞋从库存里摆出来卖。

开业那天，赵若虹在“烟纸店”上发了篇文章，讲述了曾经经历过的难忘圣诞。1998年在上戏上学时，上海突然流行圣诞晚会，她走穴主持，晚会状况频出，上台时场灯忽然暗了，演杂技的小哥摔了盘子，沪剧演员走音走到她都能听出来，以及，最后上台领大奖的观众被舞台台阶绊倒。

2004年的圣诞在美国纽约，无处可去的赵若虹鬼使神差地与两名并不喜欢的印度同学在异国他乡吃了顿火锅。

2009年，在出版社工作的赵若虹将出版社的清仓活动办成大学生的圣诞派对。

然后是这一次。“经历了这些年那些难忘的圣诞夜之后，现在的我不用看手相，不用打电话给妈妈，不用看星盘，也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会一点点解决。因为这是圣诞，这个世界上，没有糟糕的圣诞。真的，没有糟糕的圣诞，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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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蒋平

图 ❏ 尹夕远

编辑 ✎ 方奕晗

马爷不姓马。

他叫梁振泉，喜欢溜马，每天牵着爱马Baby在村里头遛上一圈，77岁的人，能唰地翻身上马，动作利落。大家尊称他马爷。

马爷在村里遛马，认识了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来的副教授吴啸海，吴教授还带来二三十名学生，一帮人大张旗鼓地在墙头搭起架子，天天涂涂抹抹，创作壁画，煞有介事。马爷天天看，他骑在马上，像个威风的将军正在检阅，在架子、学生、村民之间穿行而过。

从村头看到村尾，再从村尾看到村头，几乎没有一幅画能让马爷满意。马爷很谨慎，对吴啸海说，你们先别在我家墙上画。

这是北京市怀柔区怀北镇大水峪村，一个紧紧依附青龙峡景区但始终没有形成自身特色的小村庄。开农家乐是村民分旅游蛋糕的最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

壁画的闯入打破了村庄的平静，也给它循规蹈矩、日渐落后的发展模式按下一个终止键。2016年秋天，贯穿村庄南北那条长1公里、宽四五米的道路，被大水峪村打造成“景观大道”，两侧陆续增添风格迥异的壁画共24幅。它们排列并不紧密，但色彩的点缀，仍然使这条路立即与灰扑扑的村庄区分开来。

“ 

村民们观望、犹疑、拒绝，直到后来接受和期盼，他们也没有完全理解，艺术的介入正给一成不变的村庄带来无限可能性。

”

拒绝

吴啸海带着学生们来到大水峪村时，村里小小沸腾了一下。

男生扎着长发或顶个光头，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至；女生又漂亮又酷，衣着前卫。村民的感叹里夹着一丝仰慕：顶尖学府的大学生来了？平时你们都在舞台上吧？学生笑着纠正：你说的那是中央音乐学院，我们学校是中央美术学院。

村民分不清两所学校的差别，只知道教授和高材生都是政府请来的。

2016年，怀柔区旅游委选了大水峪、芦庄等5个村实施乡村旅游提质升级项目，每村扶持资金不高于100万元。大水峪村把壁画作为突破口。村委会副书记蒋晓军提起此事总想“偷着乐”，是一个朋友偶然间给大水峪村和中央美院牵了线，提议作壁画，这个点子让蒋晓军眼前一亮。

其间，也有干部提议，给每户村民家种上蔷薇花，发花籽，把大水峪搞成鲜花村；别的干部反驳，鲜花村太俗气，不好，类似的争论来来回回。最终拍板作壁画，是为了抓眼球，蒋晓军认为，只要知名度有了，这村就值钱了。

在新农村建设潮流下，全国各地乡村的墙体绘画正一波波地推陈出新，大水峪打造的壁画村在这股热潮中格外显眼。

但村民不买新潮的账。

吴啸海和学生进村后第一件事，是去“景观大道”沿线的各家各户聊天，了解村民喜好。在田大妈这儿，他们碰了个钉子。

整个村子里，吴啸海对两个人印象最深，一个是田大妈，一个是马爷。他们二位有个共同点，意见最多，且不同意在自家墙上画。但吴啸海最喜欢他们俩。

田大妈叫田淑莲，1996年开了大水峪村第一家农家乐，得过很多区里颁发的乡村美食、业务技能之类的奖。她有句话一直挂在嘴边：“大水峪，有水就得有鱼，有鱼就得有船。”她对学生提出一个特别具体的要求：你给我画一只老母鸡，老母鸡带着几只小鸡在青草地里捉虫子，背景是牡丹、喜鹊，远处还有青山绿水，再画点鱼，水上还漂着几个小船，小船不要太大，大船驶不住。

学生没人愿意画这个。田大妈急了：就画小鸡吃小米，你一个大学生连这都不会？学生哭笑不得，后来干脆躲着田大妈走。田大妈干脆说，要是画其他乱七八糟的，就别给我画。有时候，她在街口听到别人在谈论画，就说一句：“哼，这什么玩意儿，我们家不画。”

马爷也不同意画，他不信任这帮学生。马爷读过书、当过兵，没事写写毛笔字，他说自己的水平比村里其他同龄人要强一些。他让吴啸海先给别人家画，他先考察考察。

村里还有几个犹疑的、不太积极的村民，被蒋晓军三下两下搞定了。在翻来覆去的“拉锯”中，吴啸海和学生陆续搭好架子，设计好草图，动手开干。村民们时不时围观，指指点点。

分歧

魏淑琴说什么也不同意在自家墙上画龙，这让吴啸海稍感意外。

自20年前青龙峡景区成立起，大水峪村就依靠这个旅游资源发展到现在，700多户的村子有170多家开农家乐，旅游收入占了村民收入的六成以上。吴啸海和学生判断，这个村对龙文化感到亲切，于是设计中有很多龙，与青龙峡呼应。

魏淑琴家在村北口，有一面大墙，学生们就势设计了一条气势威武的龙。画笔刚在墙上勾勒出龙头的一条线，魏淑琴就一眼看了出来，并立即表示反对。她说，龙降不住，画鱼吧，年年有余。学生解释，我们画的是四爪龙，不是五爪龙，五爪龙才是皇家的龙。魏淑琴坚绝不让步：不行，一爪也不行，是龙就不行！

学生们只好擦掉旧图，在同样的位置画了一条红色大鱼，从海中跃出。魏淑琴乐了，她叮嘱，鱼头要冲着村里，表示“越游越有，财都往村里走”。

对一个旅游村庄来说，发财是村民共同的强烈诉求。很多人都在这条大鱼前合影，魏淑琴也越看越喜欢，“鱼身上的姑娘像小肉蛋似的，脸红扑扑的，小屁股扭搭扭搭，真好看。”她说，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牡丹花，但年轻人不画牡丹；鱼也不错，把南来北往的财都招来了。

吴啸海发现，全村没一个人愿意画龙，他细一想，村民对龙有敬畏。相比之下，发财、富足、吉祥的意象更令他们高兴。

学生柯小强画了一幅《满载而归》，一辆车拉着柜子、沙发、洗衣机、猪、猫、羊、牛等，应有尽有。村民看着画议论，这一车货得值多少钱呀，这家够富的。有一天，吴啸海在小铺子买烟，无意间听到房主抱怨，一天到晚在这画，难看死了。吴啸海不解，一问，原来他不满意的是黑白色调，觉得不吉利。吴啸海让柯小强在原画上铺了一层黄绿蓝彩色底纹，画风立即鲜亮喜庆起来。

村民对色彩艳丽和吉祥寓意的要求之高，通过他们的日常装修风格也可探一二。不少村民家的大门口，用瓷砖拼接着“鸿福盈门”的图案，上面有红黄蓝绿多种颜色，也有水、鱼、竹子、金元宝等吉祥象征。

有一些视角让艺术显得处处是“错”。壁画系教授唐晖画了一只奈良的鹿，十分传神。但村民不喜欢，“知道这鹿为什么没毛吗？因为没有草，它吃不饱，你看它小腿细得，它能不细吗？你们应该画上些绿草。”

吴啸海很注意听村民的意见，在他看来，画什么不重要，和村民好好沟通、了解他们想什么才重要，“当代艺术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土壤”。在一来一回的沟通中，吴啸海在画里加入很多颇有意味的小心思。

村医姜学富一开始对画画的事漠不关心，吴啸海给他画了眼神灵动的哪吒，他也不以为然。最后收尾时，吴啸海把哪吒手里的宝剑改成一支画笔，姜学富突然来了兴致，逢人就出考题：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对不对，这是马良，神笔马良，画什么有什么。

还有一家墙上画的是胖娃娃骑在鱼身上，典型的年画风格。吴啸海路过，看到村民家门口的柿子树上挂满柿子，非常漂亮。他告诉学生，在壁画上加上红色的柿子，旁边再写上“万事如意”四个字，取“柿”的谐音——一个小小的改动，让这户村民颇为惊喜。

《滚铁环的小男孩》直接把房主小时候的照片搬到墙上，吴啸海不忘在画中加入iPhone、微信的元素，一幅怀旧又现代的壁画很容易唤起共鸣。

参与

村口原来的垃圾场附近，一幅百元纸币图案的壁画掀起不小的浪花。

村民没有意识到，当他们热烈地对此发表意见时，已经不再是起初那些对壁画排斥、挑剔的看客，他们的视线从自家墙壁延伸至公共区域，深度参与其中。

吴啸海一进村就发现了“景观大道”沿线的垃圾场。像很多农村的垃圾场一样，垃圾被随意丢弃，不能及时清理，泛着臭气。他想起在英国留学时，伦敦举办的涂鸦大赛，经常以很脏的老桥洞为中心，装扮效果很好。吴啸海一直考虑这个位置要画什么，“最高雅的肯定是钱，就画了一个100块，红红的。”第二天村民一出门看到，十分意外。

田大妈意见特别大，“这是不尊重毛主席，怎么能把钱放在这地方！”田大妈出生于解放前，经历过战争，她的卧室里常年挂着大幅毛主席像。前几天她又买了一幅新的，打算过年时换上，“你画画的时候不想想？”田大妈说起来有些生气。

马爷也不同意这么画。他批评：画功不错，但位置不对，把钱搁垃圾堆，人民币不就贬值了吗，我们人民币在世界上并不贬值。转念之间，马爷又补充，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理解，垃圾废物也能变成宝，也能换成票子。虽然觉得不好，但马爷没有找吴啸海提意见，“不能提，人家也有自尊心啊”。

也有的村民觉得这是发财之意，跑去和100元合影，嘴里还说，“垃圾堆里也捡钱”“开门见钱”。

有村干部担忧，人民币画在墙上，不违法吧？他们找来律师咨询，得知并无大碍，才保留了这幅画。

一个积极的结果是，村民真的不再乱扔垃圾了，100元图案下干干净净，每天有人清扫，面貌一新。

一只画在公共厕所外墙上的兔子也备受关注。吴啸海眼中，公共厕所外墙也是最需要打扮的地方。他向马爷打听，对面山上有什么，马爷告诉他，野兔特别多。吴啸海临摹了德国艺术家丢勒的作品《野兔》，惟妙惟肖。马爷看了看，摇头：“你这兔子能不能多加几个崽儿啊，兔子没有一个一个出现的，都是一窝一窝的，明不明白啊？”马爷觉得吴啸海根本没有生活体验，因为野兔不是棕色的，“你说这是大画家的兔子，但我认为和我们山区不太匹配。”

学生王希民画在牛桂华家墙上的画，成了全村的焦点。王希民画画时不爱说话，他对艺术有自己的理解。海神的眼睛刚画出点轮廓，有村民说，“哎？那不是妖怪吗！”大家指指点点：那个海神太凶了，让人害怕。牛桂华本来没多想，听大家一说，自己也没了谱。王希民有点委屈，但也淡定，画完之后，写上八个大字：“海神出海，万事大吉。”——如果不是为了让村民安心，王希民不会加这几个字。

画风一下子转了180度。马爷说，海神好啊，把村子镇住了。牛桂华的底气重新回来了，谁再质疑这画，她就顶回去，“你懂什么啊，你连小人书都看不懂，你有艺术细胞吗？”

住在村南边的杨二小有点按奈不住了。杨二小比较老实，家里没有开农家乐，他多数时候都在放羊，在村里是个不被注意的角色。有天，他悄悄找到吴啸海，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能不能给我家也画一幅？吴啸海问他喜欢什么，杨二小很高兴，“画什么都行，画我放羊吧”。吴啸海想了想，给喜欢战争故事的他画了一幅《鸡毛信》，专门把画中的主角换成杨二小的形象。村民看到画会说，哦，这不是老杨头嘛。

慢慢地，村民看到学生们画画特别用心，披着雨衣坐在架子上一连几个小时。村民心疼，进屋拿衣服给学生穿；晚上天气变冷，村民又点起篝火，烤红薯给他们吃。

改变

24幅壁画真的给村里带来了游客。过去，大水峪村只接待从青龙峡游玩归来的人，村民发现，现在有人专门开着车到大水峪村摄影和临摹。他们虽然不太清楚这些画好不好、好在哪里，但他们明白，外面的人喜欢。

第一批壁画上墙后正赶上2016“十一”黄金周，村里专门做了统计，同比上一年，客流量增加12.4%，收入增加14.7%。

尤其是画了壁画的农家乐，客人拍了照发朋友圈，是最有效的宣传。很多没画的村民找上门来提要求：什么时候给我家也画上？附近三个村的村干部，找到常驻大水峪村的怀柔民俗旅游协会会长李玉荣，也想复制“壁画村”模式。媒体纷纷报道，大水峪村出名了。

有村民就提议，村里守着教授和大学生，能不能搞一些美术培训，起码把自家墙上的画了解清楚，也好给游客讲解。这个建议多少出乎村干部意料。以往，这个村最大的业余活动是打麻将，没人关心文化，那些年，村里的墙上要么光溜溜，要么写着宣传政策的标语，偶尔贴几张宣传画。吴啸海感觉，村民也会觉得憋得慌，这些壁画就像一扇更明亮的窗户。

“ 

最让李玉荣感叹的变化是菜价统一。村里曾流传一个故事，有人要到大水峪村，在汽车上，旁边的陌生人劝他，干吗去大水峪啊，那个村“黑”着呢。据说，村里的农家乐曾经有两三份菜单，每份价格都不一样，户与户之间也“互踩”，坏名声就是这样出来的。大水峪渐渐出名后，一种隐隐的自豪感在村民中间产生，如果有人说大水峪不好，村里人就会反对。

”

菜价统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李玉荣和大家商量，炒豆腐能不能统一20元？大家都同意，谁也不愿意背那个“宰客”的黑锅，价格公开透明，那就比比谁家的菜好吃。

吴啸海说，埋下的种子开始发芽了。

他设想着接下来几期壁画的玩法，比如画房主家的故事、画3D画，总数要达到500幅以上。农家乐的客房里也可以摆一套写生工具，供客人挥洒。

马爷观察了这么久，十分满意的壁画只有一幅。之前，他批评一幅唐僧取经的壁画，“唐僧骑的马，眼睛是黑的，画马要点睛，否则就是瞎马，唐僧骑个瞎马上哪去取经啊？”吴啸海听了，在村北的一面砖墙上又画了一匹马。马爷去考察，抚着这“马”感叹：“背部的曲线好，胸肌也画出来了，你看那马蹄、大肘、小肘、腿腕，这马画得好，不管我走到哪儿，它眼睛都盯着我。”

马爷对吴啸海的画功放心起来。吴啸海也答应他，开春后，一定专门给他画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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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弘

图 ❏ 尹夕远

编辑 ✎ 方奕晗

2016年10月13日，第四届乌镇戏剧节开幕式，80岁的林兆华被搀扶着走上舞台。按照传统，每次戏剧节都会邀请一位戏剧大师担任荣誉主席。前三届的荣誉主席分别是国际著名戏剧导演罗伯特·布鲁斯汀（Robert Brustein）、尤金尼奥·巴尔巴（Eugenio Barba）和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第四届是林兆华，中国当代戏剧界最重要的导演。

林兆华在戏剧圈被称为“大导”。至于为什么，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主持人黄磊和孟京辉递过话筒，赖声川在一旁充当现场英语翻译。林兆华开口：“我见了人多就不会说话。”黄磊说：“那您就夸我。”林兆华停顿了两秒，说：“你们俩（黄磊和孟京辉）相声说得挺好。”

两个月后，2016年12月14日下午，在北京朝阳公园附近一处公寓——林兆华的儿子林熙越公司所在地，《博客天下》记者再次见到林兆华。他穿一条宽松的灰色运动裤，红褐色的毛衣外裹着轻薄款黑色羽绒服，外面套一件深灰色抓绒衣，双手揣在口袋里。几天前，他导演的民俗喜剧《仲夏夜之梦》刚刚结束演出。

没等记者开口，林兆华率先发问：“我先访问访问你们，你们干吗访问我呀？”

排戏的人

“一个排戏的人。”这是林兆华荒芜两年半的微博上的自我介绍。

这个“排戏的人”是剧作家曹禺口中“时代的骄子”，是业内公认的“戏剧艺术革新家”。在媒体和公众眼里，他是中国小剧场的开创者，是北京人艺的顶梁柱，是最受国际青睐的中国戏剧大师——尽管他自己并不认同“大师”的说法。

在排练场，林兆华从不正经坐着。他喜欢吃水果和零食，经常会嚼着香蕉、牛舌饼在剧场来回走动，看似不正经排戏，其实哪个演员表演有问题，他都知道——他会走到演员旁边，在耳旁悄悄说几句。

在林兆华工作室待过3年的演员闫楠告诉《博客天下》，“大导”不喜欢戏太像戏。有一次演员穿了新设计的服装上台，林兆华说这太“像模像样”，让演员把上衣和裤子换掉，随便换一件生活中穿的。“旁边不知谁说了一句，‘大导，人家设计师是认真设计的，你听听人家说的’。大导回答‘就不听话’。”

林兆华是个新潮的老头儿。他用最新款的iPhone7手机，读亮黄色封面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1》，听交响乐，也听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摇滚。

摄影师高原的影集《把青春唱完》中有一张照片，穿着浅色宽大衬衣和黑色肥腿裤的汪峰，在话剧《浮士德》的舞台现场演唱。那是1994年，23岁的汪峰还是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鲍家街43号乐队刚刚组建，风格前卫的林兆华选中他，为自己执导的这部实验性质的作品制作音乐。

“他现在成明星了？哎，他们火了，我们找他拉赞助去啊。”林兆华转向坐在旁边的林熙越。

钱，是林兆华这些年面临的一大障碍。2010年，他开始鼓捣“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希望以个人名义发起剧展，“请大家一起玩玩”，交流交流戏剧。被请来“一起玩玩”的，包括英国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波兰戏剧教父克里斯蒂安·陆帕、德国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

办邀请展每次都亏，往往是刚把前一年的钱还上，就马上开始筹备下一届。2013年干脆停办一届，2014年，因为得到天津大剧院的支持，邀请展从北京转至天津——但仍然在亏，2015年亏了近70万元。

身边人不愿把戏剧之外的琐事说给林兆华听，他偶然问起，知道亏了钱，赌气说要停办，还要解散工作室——但至少现在，一切都还在照常运转。2017年3月，邀请展办到第7届，开幕大戏是俄罗斯导演列夫·朵金的戏剧作品《兄弟姐妹》。

怪味豆

这显然不是林兆华第一次亏钱。

2012年，林兆华应邀参加香港艺术节，作品是《山海经传》。这部戏由70余名非专业话剧演员出演，融入华阴老腔、皮影戏、现代舞及贵州民间造像等传统元素，以民间艺人说书的形式贯穿中国远古神话体系，“用近乎游艺的方式演出，在剧场里造成赶庙会一样热闹的气氛”。

韩江是该剧投资人。他告诉《博客天下》，做这出戏之前预计到会亏，最终算下来，投进去240多万元，亏了160多万元。“没有林兆华，我可能不会留在这个舞台。”韩江这样解释此次合作的原因。

他说，《山海经传》是林兆华对梦想的实践，“在探索中国戏剧的出路——完全扎根中国民间艺术，打破表演程式，用传统方式建构新表演。”

上世纪80年代，不按套路出牌的人会联手，做出点不一样的东西。“恰恰是不按套路写的剧本，给了我很大的挑战和刺激，逼着我去找不同于一般舞台的表现形式。”林兆华说。

1982年，基于编剧刘会远的故事写出的剧本《绝对信号》，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列火车尾部的车厢里，展现了失业青年黑子被车匪胁迫登车作案，从内心充满矛盾到同车匪决裂的过程。因为出现“失业青年”这个当时非常敏感的词，剧本没有通过。后来，林兆华把故事的主题解释成“拯救失足青年”，人艺艺委会才勉强放行。

《绝对信号》的演出被安排在人艺一楼的小排练厅，没有对外宣传。当时还是《北京晚报》记者的过士行现场看了这部戏。他向《博客天下》回忆，舞台上没做景，只是用灯光箱当车底，钉了个梯子，放了一张小桌、三把椅子，中间还有个工具箱。舞台上没有追光，林兆华就用装着5节电池的大手电筒自己打光。

落幕后，全场一片寂静，半天没有人说话。老演员田冲率先表态：“北京人喜欢吃一种铁蚕豆，甜酥蹦豆，四川有一种怪味豆。我们就把这部戏当怪味豆吃，其实也不错。”

不久，应观众要求，这部戏被安排在人艺三楼宴会厅演出，一连演了159场。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中国的先锋戏剧诞生了”。

那年，林兆华46岁。

《绝对信号》后，林兆华导演了《车站》和《野人》，其间还排了农村题材话剧《红白喜事》和《狗儿爷涅槃》。1987年，林兆华开始把目光转向经典剧目。

再排一个

排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前，林兆华参加了一场葬礼。

上世纪80年代，“实验戏剧”是个热词，业界有“南胡北林”的说法——上海的胡伟民和北京的林兆华。胡伟民曾多次跟林兆华提起，一定要排《哈姆雷特》——直到1989年去世，他这个心愿也没能完成。

当时已升任北京人艺副院长的林兆华在胡伟民的追悼会上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排《哈姆雷特》。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回忆，林兆华是个硬汉子，但那天哭得像个小孩。

“那时候，作品才稍微具有当代戏剧的味道。如果我们只用大众化的戏剧来吸引观众，结果就是审美降低。”林兆华意识到，在剧院原有体制下，有些东西根本实现不了，也不可能实现，甚至会“给剧院带来麻烦”。

“ 

“现实主义创作”是人艺的根基，林兆华却像渴望摘掉紧箍咒的孙猴子。“他特别烦那紧箍咒，看着妖魔鬼怪，看着不公道，看着假丑恶，他老想举棒子。他想成佛，又不知道自己怎么成佛。”合作26年的演员濮存昕对《博客天下》说，林兆华到了这个级别，看到艺术的基因在传承中有问题，必须要创新，不能继续这样。

”

1990年，林兆华成立工作室，集结易立明、牟森、倪大红、曾力等一批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年轻人。工作室的第一部戏就是《哈姆雷特》。

1990年秋冬之际，话剧《哈姆雷特》在北京电影学院小剧场上演。舞台上挂着一块肮脏褶皱的黑灰色幕布，顶上吊着5个时转时停、残破不堪的电风扇。一把从北京胡同淘来的废旧理发椅就是国王、王后的御座。舞台上没有其他道具，演员们穿着自己平时的衣服，需要王冠、佩剑时，就用动作凭空表演出来。最大胆的是，国王和大臣波格涅斯都会突然变成哈姆雷特的角色，对着舞台下说话。这是林兆华想借话剧说出的“第二主题”：人人都是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在北京电影学院内部演出7场。德国慕尼黑艺术节艺术总监看过后，邀请他们到戏剧节演出。但当时相关部门没有允许，理由是：这部戏是“私人小集体”的演出，出国没有先例。

没有先例，这似乎是每个具有创造力、不断寻求突破的艺术家都绕不开的一道坎儿。

上世纪90年代，北京人艺一度只能反复演出保留剧目，很长时间一台新戏也没有。1993年，话剧《鸟人》上演的消息一经发布，等着买票的队伍从售票厅一直排到剧场北侧的报房胡同——这部戏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了100多场，轰动一时。

这是57岁的林兆华和41岁的过士行第一次合作。此前，过士行写了《鱼人》，一部具有寓言性质的话剧。刚写完他就跑到林兆华办公室念剧本，林兆华鼓励他：你就放心写，别考虑呈现的问题。

结果，《鱼人》没能通过剧本审查。

《鸟人》最开始也没通过审查。后来赶上剧院领导班子换届，主创人员又想办法把题材往弘扬民族文化上靠，这部剧才最终被搬上舞台。接着，林兆华又与过士行合作了《棋人》，讲述一种“投入全部生命能量，连骨头都不剩的生死博弈”。

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棋人》演完，一名观众来信：林兆华你要悬崖勒马。林兆华的应对方式是，面对批评言论，从不辩解。“他就4个字：再排一个。”过士行对《博客天下》说。

“歪才”

林兆华最喜欢的导演是被公认为戏剧革新家梅耶荷德。这个生于1874 年的俄国导演提出异于传统写实主义的“假定性戏剧理论”，并因此被指责为“形式主义”。 1938年，苏联政府关闭梅耶荷德剧院，梅耶荷德本人也于1940年殉难。那一年，林兆华4岁。

1936年，林兆华在天津出生，父母给他取名“林常立”。在他之前，家里原本还有一儿一女，但都不幸夭折，所以这个一定要“立”得住。几年后，父亲丢了工作，家道中落，于是父母给他改名“兆华”——兆，是吉祥的意思。谁知家境仍然没有改善，父母又要给他改名，想把“兆”改为“振”。这次林兆华不干了，才算保住自己的名字。

上小学时，林兆华不喜欢读书，爱玩儿，6年小学读了8年，15岁才上中学。升入中学，他旷课、打架、不做功课，经常被学校扣留，母亲到学校领他的时候，他还在操场玩。上了几天中学后，林兆华就到五金机械公司当练习生，看器材。在《导演小人书》中，林兆华谈到自己年少时的经历，感慨“每天做同样的工作太煎熬，心烦，吃不好睡不好”。

公司宿舍一楼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排练场，林兆华受了影响。后来天津业余青年歌舞团招人，他考上了，演话剧和小品。1956年，林兆华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录音助理，第二年，国务院下发文件，号召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当时就想上大学，不管上哪个。中戏最好考，只要表演过关，文化课好说，再加上当时看了一场北京人艺的《骆驼祥子》，话剧挺不错的。”

1957年，林兆华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进了戏剧学院，没感觉是上大学：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炼钢铁、修十三陵水库、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兆华在《导演小人书》里写道，当时不是劳动就是开会，只有一本讲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思想改造谈话后，林兆华被视为“只专不红”和“自由主义”的典型。同学看他性子野，给他取外号“自由哥萨克”。

四年后，林兆华以毕业大戏《罗密欧与朱丽叶》（饰演罗密欧）和一份写罗密欧人物塑造的论文毕业。1961年，他被分配到北京人艺当演员。

他在几出意识形态浓厚的话剧里跑龙套，没多久，“文革”来了，人艺全院下乡改造。他因此有机会跟刁光覃、于是之、蓝天野、英若诚同吃同住同劳动，闲下来就一起聊戏剧。“文革”结束，赵起扬成为人艺院长，林兆华被提拔成导演——他说自己不做演员是因为嗓子条件不好。

林兆华先是跟着前辈打杂，后来独立导演了两部主旋律话剧《为了幸福干杯》（1980年）和《谁是强者》（1981年）。《谁是强者》的演出得到《人民日报》大半个版面的肯定。看完戏，当时负责剧院剧本创作的于是之说：“这小子有点儿歪才。”

为什么不敢动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林兆华63岁。人艺给他派任务：排剧院经典话剧《茶馆》。

“排《茶馆》，越想越是件挨骂的差事，动人艺老祖宗的东西顾忌特别多。”林兆华曾经表示，自己最开始的设想是排一出跟老导演焦菊隐不一样的戏：在舞台上挂起大竹帘子，不换景，让叫卖声、手工制作的图景从帘子后面透出来；整个茶馆有些倾斜，舞台上只有9张桌子；删掉群戏，让焦点集中在三个老头儿身上，表现他们的意识流动——可以让王利发回忆过去的事、进入过去的生活，再回到现在；表演和舞台可以更自由，结构上也不见得从第一幕开始。为此，林兆华找了姜文、葛优、李雪健等演员。

这一切都停留在设想阶段，“没敢做”，最终还是按照焦菊隐的版本复排。《茶馆》上演后，林兆华给自己打60分：还是延续过去的，没什么新东西。

后来这部戏到各地演出，林兆华服从安排，只要求不署名，“那是焦先生的，我只是复排表演指导”。在此后的采访中他多次提及：“多年不敢动《茶馆》，我觉得这是中国戏剧的耻辱。为什么不敢动啊？”

如果有机会摆脱束缚，由着性子来，林兆华屡有惊人之举。《茶馆》之后，他选择鲁迅的《故事新编》下手。

演出场地是北京南城一处废弃的工厂车间，几个大汽油桶做成煤球炉造型，地上铺了70多吨煤球，还有做蜂窝煤的机器。林兆华没有给演员剧本，只让他们读鲁迅原作，找到最有触发的段落和语言，再自己加工，各自演绎。

这样的做法很符合林兆华一直提倡和追求的“不像戏的戏，没有表演的表演”。他说：“我们现在的戏剧太正儿八经。戏剧形式从根上说是群众娱乐，娱乐中受教育，太正经了，是因为你学的都是最高任务，主题思想。”

60岁那年，林兆华得了带状疱疹，在家卧床休息。他突发奇想，把契诃夫的《三姐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放在一起。两年后，林兆华借了16万元，排演《三姐妹·等待戈多》。该剧海报上印着这样一段话：一部戏剧应该是舞台艺术家以极致风格冲刺的结果，这部戏努力这样去尝试。

那些年，他越玩越嗨：他让演员正对观众做出上厕所的姿势（《厕所》 2004年）；他把舞台幕布降下一半，营造压抑氛围，后排观众甚至看不到舞台的后半部分（《伊凡诺夫》 2011年）；他把老艺人请到舞台上唱秦腔（《白鹿原》2006年）……

至于这些想法从何来，他一贯的回答是：“我是个没有理论的导演，我做戏都是凭直觉。”

表达的自由

退休多年，林兆华每周还是会到人艺看看。那里至今为他保留着办公室——位于办公楼三层、门口挂着东北印花土布的房间。在人艺当了14年副院长，除了排戏，林兆华别的几乎不管，得了“业余院长”的外号。“院委会、艺委会，一天到晚都是会，东拉西扯就是四个多小时，但很少谈戏剧。一开那些没用的会，我就蹲在一个角落，盘算我要做的事，或者不想事，练道家坐禅，好像在认真听。”在《导演小人书》里林兆华写道。

2014年，林兆华出了两本书，书名都叫《导演小人书》。一本薄的，是他闲来无事的小记录；一本厚的，964页，记录整理了他做戏、看戏的经历。薄书的封面上印着几行烫银文字：中戏是我的母亲，人艺是我的父亲，但是他们都不爱我。谁叫我是个“逆子”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逆子”也习惯了自我审查——现在，林兆华是人艺艺委会成员之一。前不久，他拿到一个反腐题材的剧本，本子很好，可他心里清楚：演不了。

2007年，71岁的林兆华导演《大将军寇流兰》。他相中了剧本里的一句话：真正的英雄是被自己人杀死的。林兆华说，这是他近几年排过最舒服的一出戏。

变化也与年龄也有关。谈及林兆华，濮存昕有一种隐忧，“记得有一次他生病，还得来剧院排戏。那两天他骑不动自行车，从传达室往楼里走，走得很慢，看他那个瘦瘦的、一步一晃的背影，我突然有点儿感动……”

韩江明显感觉到他跟林兆华的合作分为两个阶段，转折点出现在2009年，林兆华一次身体不适之后。他在家歇了一段时间，韩江再看到他时，容颜都变了，“后期的大导更随性”。

2016年，林兆华排了两部新戏。除了“没当戏来做的”《仲夏夜之梦》外，还有一部“不是戏的戏”——《戈多医生或六个人寻找第十八只骆驼》，写的是5个自认为戏剧大师的精神病人和一位医生在舞台闲聊争论。

在林熙越看来，排《戈多医生》是林兆华想表达对中国话剧的态度。体制、市场、创作空间……种种限制让他常常有一种无力感。

儿子说话时，林兆华的眼睛看向另一侧，一言不发，不是捣鼓一盒果仁，就是翻翻杂志、擦擦眼镜，像一个想吃零食却没有被家长允许的小孩。

记者问林兆华：“您听到他刚刚说什么了吗？”

“我没听到，各有各的想法，你就听，谁也代替不了谁。”

制作人刘洋告诉他，有地方冒用林兆华工作室的名义搞演出。他的反应是：“爱怎么用就用吧，现在没别的了，就一个名还有点用。所以我这段时间跟过爷（过士行）赶紧写东西，现在还有点激情，过一阵没激情，就不想排戏了。”

林兆华现在的心愿是好好休息，但他不懂如何含饴弄孙。他想培养点诸如写字、喝茶之类的爱好，但都不会，只能“早晨起来溜溜达达，吃早点，然后瞎看书，能写两句就写，不能写就继续看”。

林兆华在家话不多，与家人的交流也很少，父子俩最亲密的动作就是分个橙子吃。林熙越开了一家传媒公司，叫“九乐映画”，林兆华每次都说成“七彩云南”。

2015年年底，45岁的林熙越首次执导话剧《青蛙》。林兆华看完整场演出，走出剧场，衣服松松垮垮的，走起来袖子里兜着风，像个前朝遗老。一群记者围上去，摄像机、话筒、录音笔正对着他，等着他说点什么。

林兆华拨开人群，走到儿子面前：“我饿了”。林熙越带他到房间里搜罗，再出来的时候，林兆华手上和兜里揣满零食。

5年来，公共无线网络被资本市场推上风口浪尖，成就了WiFi万能钥匙、WiFi伴侣、腾讯WiFi管家等公司，但红海竞争下也充满变数，小度WiFi、雷锋WiFi、畅无线、WiFiin等，迅速销声匿迹。这里没有预演，只有入局和出局。

文 ✎ 江芬

图 ❏ 尹夕远

编辑 ✎ 徐臻

上海浦东盛大研发中心，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楼下停满了耀眼的特斯拉电动车。广阔的停车坪上装有10个充电桩，供车主随时免费充电。

这批每台售价近100万元的特斯拉，是公司2014年的年终奖。当时，公司一口气买空特斯拉中国区的现货，为全部38名正式员工每人奖励一台。CEO宣布消息后，空气凝结了一阵，大约过了15秒大家才反应过来问，“是真的吗？”疑虑不断，直到每个人拿到自己的车钥匙。

这家出手阔气的公司是连尚网络，其开发的WiFi万能钥匙已经是一款国民应用，目前收割了9亿用户，覆盖223个国家与地区，在中国的用户量仅次于微信和QQ。

2015年，连尚网络的员工人数增长至100多人，年终奖是12个月的工资。2016年临近年末，公司里的300多位员工都在翘首期盼年终奖是什么。

2012年创业时，连尚网络的办公地点在上海张江科技园的华夏中路上，地处偏远。当时附近正在拆迁，公司两层的小平房周围杂草丛生。WiFi万能钥匙现任全球轮值总裁张发有向《博客天下》回忆，有面试者觉得环境太荒僻，怕被忽悠，根本就没有出现。

2012年时，电信运营商每月套餐主打的还是通话时长，即使是上网套餐，以移动为例，200M流量也高达58元。但那时微博已经兴起，微信蓄势待发，人们对流量的需求已见端倪。

而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到现在，手机流量不够用已经是低头族的硬伤。很多人不管到哪儿都习惯问，有WiFi吗？紧接着下一句就是，密码是什么？甚至出国旅行，中国人到处找WiFi也成了国外的一大谈资。

这种在民间积蓄起来的，一键连接WiFi就能免费上网的庞大需求，使五花八门的免费WiFi工具应运而生。除了WiFi万能钥匙外，互联网巨头BAT、360对WiFi入口的抢占也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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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公共无线网络被资本市场推上风口浪尖，成就了WiFi万能钥匙、WiFi伴侣、腾讯WiFi管家等公司，但红海竞争下也充满变数，小度WiFi、雷锋WiFi、畅无线、WiFiin等，迅速销声匿迹。这里没有预演，只有入局和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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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讯不对称，公众对免费WiFi工具的安全性一直心存质疑。市场的风云诡谲下，WiFi创客们既要科普“灭火”，又要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打造行业生态。他们在全世界都找不出类似的商业模式，突围而出的公司己经瞄上了海外市场。

宁可食无肉，不可无WiFi

陈浩阳是业务员，工作经常需要外出，并且随时保持社交平台在线状态，因此手机流量用得多，加油包10元100M都不够“塞牙缝”。2016年4月底查话费时，他竟然超了200多元，于是咬咬牙把88元的套餐改为128元套餐，这样每月就有1G流量，但平时还是得省着用。

这不是陈浩阳第一次改套餐了。他记得2009年时，移动动感地带的那款30元网聊套餐他用了很多年，每月150M就够用。自从2014年用了4G卡后，图片、小视频下载速度快很多，安装的软件也越来越多，流量随之不断暴涨。

蹭WiFi成了他的“减负之道”。“出门能想到最方便的事，莫过于走到哪儿，WiFi联到哪儿。如果餐馆没提供免费WiFi，我一般都不进去。”他以前没有专门手机流量费的支出，这部分花太多钱会心疼，毕竟家里已经办了900元包年的宽带。

因为蹭WiFi，他遇过不少趣事。一次，他在饮品店边喝果汁边联网看资料，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妹子探头问WiFi密码是多少，他直接说woxihuanni（我喜欢你），结果两个人都唰地脸红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7.1亿，互联网普及率51.7%，其中91%的用户是通过无线网络连接上网的。

29岁的WiFi伴侣创始人兼CEO林欣扬是十足的“手机控”，开始创业正是为了做出解决自己WiFi需求的软件。

林欣扬学的通讯工程专业，曾为网站写手机软件评测稿，20岁赚钱买了第一部手机诺基亚N72。从此他迷上手机，一个月短信可以发上千条，每月话费两三百元。

毕业后，林欣扬在一家上市公司做运营商室内布网的建设，建了很多网络质量过硬的无线网络，但他发现公共无线网络的使用率非常低。“2012年时WiFi收费较高，3元一小时，200元包月，用户很难消费得起，再加上入口繁琐，联网一共需要18个步骤。”连业内人士林欣扬都觉得太复杂，“小白用户根本理解和接受不了”。

于是，他有了做一款无线网络网络产品的想法，要方便而且免费，让“WiFi像空气一样自由获取”。2012年7月，WiFi伴侣APP第一个版本问世，4年后已经累计了一亿用户。

与林欣扬对WiFi需求的摸索不同，万能钥匙一早就锁定了这一市场。2011年，时任盛大创新院院长陈大年认为，无线网络很可能会成为移动互联网入口级的通道，于是开始招人研发。程序员张发有用半年时间敲下了WiFi万能钥匙的所有代码。当时项目组只有张发有一个人，公司年夜饭时其他项目组都去聚餐，他就继续加班干活。

“我们用了3年时间聚焦解决最核心的‘连接’痛点。”2016年4月，002号员工张发有被任命为WiFi万能钥匙全球轮值总裁，他告诉《博客天下》，“万能钥匙的连接成功率达到80%，市场占有率超过90%。”WiFi万能钥匙已经是业内公认的连接成功率和稳定性最高的无线网络共享产品。

红海竞争

免费公共无线网络既能圈占APP用户，又可以树立第三方企业的品牌形象，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引发市场野蛮生长。尤其从2014年开始，BAT、360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百度入股16WiFi，腾讯投资WiFi服务商迈外迪，阿里巴巴入股WiFi设备树熊网络，都被视为是争夺WiFi入口的战略举措，争夺更加白热化。

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三四年间进军公共无线网络的公司超过数百家。

目前，16WiFi已获得全国70个城市近20万辆公交车的WiFi独家运营权，并完成两轮总计4.38亿元融资；上海地铁的“花生WiFi”在客流高峰期间使用人数突破千万人次，被誉为“全球最大城域网”；平安集团为加大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辐射面，投入亿级资金推出平安WiFi。

WiFi市场争夺激烈，半路夭折的公司也不少。360WiFi走的是APP、智能硬件、运营商WiFi等多线发展之路，但由于战线过长，消耗过多资源，被高成本拖累。此外曾盛行一时的小度WiFi、雷锋WiFi、畅无线、WiFiin等，如今基本销声匿迹。

BAT巨头中，腾讯的表现最为亮眼。2014年，腾讯携手国内9家顶级商用无线网络服务提供商成立腾讯安全WiFi联盟。2016年初，推出腾讯WiFi管家APP，它依托微信、手机QQ、腾讯手机管家、应用宝等腾讯系产品提供多入口一体化连接服务，后来居上。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业内人士表示，无线网络软件APP当前的市场格局是WiFi万能钥匙一家独大，腾讯WiFi管家、WiFi伴侣、360WiFi形成第二梯队。

竞争无处不在。以iPhone手机为例，长久以来连接WiFi一般都要三步，WiFi列表截图、安装描述文件、登录WiFi。iOS封闭性系统因拒绝向普通开发者开放WiFi高级权限，导致用户无法直接连接免费WiFi服务。

腾讯WiFi管家号称是首个在iPhone上突破技术封锁，实现免密码一键连接WiFi的应用。但WiFi伴侣告诉《博客天下》，他们在6个月前已经攻破了这项技术。

WiFi伴侣产品经理郭路凯回忆，2014年起，WiFi伴侣就一直和苹果沟通，直到2015年6月，在iOS9系统发布前，苹果致电确认他们取得了苹果手机首批WiFi高级权限。“从企业竞争角度，我们当然希望是垄断技术，但对移动互联网来说，6个月技术垄断已经够了。”郭路凯认为，竞争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WiFi伴侣在做前期产品设计时还向苹果提交了WiFi连接存在的一些问题，发现了10秒延迟。

张发有也表示，各企业纷纷涌入，说明无线网络行业前景广阔。“竞争对手的跟进，对WiFi万能钥匙来说也是好事，能一起把行业做大。”张发有告诉《博客天下》，“WiFi万能钥匙不会分散精力做WiFi硬件设施，将全力做好最擅长的APP。”

值得一提的是，BAT目前已经通过自有或投资的方式掌控了绝大多数流量入口，形成了新的平衡。有分析人士表示，如果WiFi万能钥匙加入任何一方阵营，都将彻底改变BAT的格局。

同质化是WiFi连接工具的通病，创业者都在差异化生存上发力。WiFi万能钥匙涉足了资讯新闻市场，通过在平台上接入百度的内容，使用户黏性和变现能力得到大幅提升。2016年WiFi万能钥匙通过百度联盟的广告累计分成已经超过一亿元。

WiFi伴侣主推H5游戏。“H5有免下载，即开即玩的特性，与WiFi的结合很好。游戏道具还容易变现，从登录到支付都很顺畅。”林欣扬介绍，WiFi伴侣所有用户中目前只有10%会玩游戏，虽然收益不到总量的20%，但实现了每两个月翻一倍的增速。

WiFi伴侣还尝试过社交功能，利用平台，不同用户可以互相沟通，借此增加用户黏度。实际上，林欣扬觉得这是自创业以来掉过的最大的坑，用户增量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常出现用户不在线或不愿交流的情况。“互联网的诱惑太多，社交看起来大热，但那是属于别人的，没必要跟风。”

不是破解，是共享

自WiFi工具问世至今，公众一直将其一键解锁的“魔法”归因于“破解密码”。一些无线网络连接工具也曾以此为噱头，称“中国移动WiFi网络全国性大范围密码被破解，用户可遍地免费蹭网”。WiFi神器的合法性广受质疑。

事实上，市面上蹭WiFi工具并不是通过破解密码获取信息，破解WiFi密码的行为甚至可能触犯刑法。

林欣扬早前参与建设运营商WiFi网络，深知它的原理和架构，明白被破解的可行性很低。最初，WiFi伴侣是通过向运营商采购流量，帮助用户免费连接到运营商的网络，再将用户产生的广告价值转化为平台的收益。

2013年年初，WiFi伴侣发展势头迅猛，用户每天新增1万人，总装机量超过200万次。但广告要一个月后才能结算，公司于是要不停垫付成本买入流量。转变发生在2015年，他们开始引导用户分享密码。“不再像背着一个大包袱奔跑，通过分享密码，盘活冗余资源，像滴滴打车一样，提高WiFi利用率。”林欣扬解释。

目前市面上的WiFi工具基本是以热点主人主动分享、用户免费“共享”的形式，实现人人便捷、免费连接附近无线网络的。

WiFi工具上的热点多数来自餐馆、酒店、休闲娱乐等商户，这些也是用户最常使用热点的地方。商户主动把热点分享出来不仅能聚集客流，还能做流量生意。

“商户原来的WiFi名称在系统里叫TP-Link，需要花钱才能改名称，但通过WiFi万能钥匙热点主人版，就可以免费将热点名称改成自家商户名称，从而得到品牌露出。”张发有说，WiFi万能钥匙还向商户提供了直接的广告服务。

“刚开始非常难，留存率很低，进来一万人离开九千人。随着分享热点的商户和用户越来越多，留存率的斜率才不断往上涨。”张发有说。

WiFi万能钥匙联合创始人李磊曾在演讲中分享过一个故事。他们去广西和平乡参加活动，恰好碰到一个小姑娘过生日，姥姥走了几里路为她买回了生日蛋糕，可是小姑娘并不开心。姥姥问为什么不高兴？小姑娘说，我想要妈妈。他们被触动，立即找到当地运营商，架设WiFi和网络，让小姑娘和远在外地打工的妈妈开通了视频连线。网络接通后，小姑娘的一句“妈妈我想你”，让现场所有人潸然泪下。

“我当时就想，如果能够帮助这些孩子们看到大山外面的世界，给他们机会了解外面世界的生活，遇见属于他们的机会，那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李磊说。

WiFi连接的背后附着了缩短城乡在信息获取上的差异。WiFi伴侣在二线城市的覆盖率比北上广还高。“一线城市人均收入较高，有一些用户对WiFi不是特别在意。”林欣扬出生在福建泉州的农村，每次回老家时都会向乡邻推荐WiFi工具，“农村激发出的对WiFi的需求，更能体现它的社会意义。”

安全性是最大的痛点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西安的小范用免费WiFi工具蹭网时，弹出一个网页。他被里面的“看电影写影评”兼职信息吸引，就和客服对话，询问招聘条件，并按照客服要求缴纳入会费、资料费、上岗费等1600元，之后才发现这是个骗局。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共享经济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WiFi安全隐患。

近两年央视“3·15晚会”连续曝光钓鱼WiFi，成了这行的一道坎。虚假WiFi可以收集用户在各类APP上的消费记录，甚至详细到个人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乃至什么时候看了一场电影，还可以窃取用户的银行账户信息和密码，向用户发送钓鱼网站弹窗，造成瞬间网银盗付。

2016年11月，腾讯无线安全产品部副总经理吴宇在一场移动安全论坛上承认，目前公共WiFi有10%存在安全隐患。

有网络安全人士质疑，把家庭或工作场所相对私密的网络，用WiFi开放给其他用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享，而且有些时候WiFi密码是在没被征得允许的前提下收集的。对此张发有回应，如果用户不希望分享密码，他们的软件里设有取消分享的入口。WiFi万能钥匙只有在热点被分享出去后，用户才能实现一键联网。

无线网络工具也越来越多主打安全牌。腾讯WiFi管家借助腾讯手机管家的安全检测技术，对无线网络进行全面检测，同时会对WiFi的安全性、网速、稳定性等进行细致评分，让手机用户接入网络时一目了然。

WiFi万能钥匙则在2013年就设计出WiFi体检系统，通过机器抽查确保热点的安全性，并随时接受用户的反馈和举报。2014年，他们推出全国第一个防钓鱼系统，用大数据分析WiFi是否安全。

“为确保用户信心，2015年我们设立了总额1000万元的保险基金，用来做潜在的安全索赔，至今还没有发生过一例申请。”张发有透露。

WiFi伴侣启动的是保镖功能、WiFi上网实时监测、全平台WiFi密码泄露检查等拦截可疑设备的措施。“我们会尽量在技术上做到完善，但所有的安全都是相对安全，即便使用数据流量也可能被盗。”林欣扬建议，手机在连接公共WiFi时，最好不要网购和支付。

布局WiFi

2015年，总理李克强在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敦促“提网速、降网费”，曾获上亿网友力挺。一年来，运营商资费普降，移动4G普及，用户关闭数据流量的情况减少，甚至还出现使用移动数据直接上网的趋势。有人开始认为在流量资费降低后，WiFi将被逐渐取代。

但林欣扬指出，流量降价的幅度远远满足不了硬件和软件升级对流量的更大需求，而且对没有收入或低收入群体，无论流量多么便宜，只要长期在固定场所就需要连接WiFi。

目前，蹭WiFi仍是主流现象。中国通讯行业正在从购买话费转向购买数据流量。“2017年，我们4G流量加油包的充值业务小目标1个亿。”WiFi伴侣另一位创始人连志尧告诉《博客天下》。

张发有用的是移动158元套餐。他经常连WiFi，流量最高时有6个G剩余。他认为WiFi和4G是相辅相成的技术，“从移动网络发展的趋势看，WiFi的升级会比移动网络的升级快很多，现在4G还在快速发展，5G要到2020年才会投入商用。但WiFi已经全民都在用，而且不用计流量。这是很大的区别。”

现在多数海外国家的移动互联网发展水平和普及率都不及中国。2015年5月，WiFi万能钥匙收购了全球顶级域名WiFi.com，在新加坡设立分公司。“计划以东南亚为支点，根据各国的无线网络特点、国民性，对海外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扩张。”张发有说。

同时，另一款面向海外移动用户的WiFi工具WeShare已经面市。2016年，它完成1000万美元A轮融资，主要布局在北美、南美和中东地区。

未来WiFi运用上，创客们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WiFi万能钥匙已经在做“人与场景”的应用。“WiFi是移动互联网的强入口，经过处理的用户数据和地理位置，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用户所在的场景，再运用大数据的计算能力，推测用户喜好及需求，将中小商户的商铺推广、优惠打折等信息精准推送给特定辐射范围内的用户。”张发有说。

WiFi伴侣开放了一亿用户累计的大数据。“一个人刚到餐厅连接WiFi，那么他可能需要的是团购券。如果连接超过1小时，他下一步可能去看电影，我们会推荐不一样的内容，更好地服务用户需求。”林欣扬说。

他还有更大的愿景，不局限在WiFi本身，从“人连网”到“物连网”的转移，包括手机软件、手机设备、智能硬件、汽车等都能连接WiFi，从而实现在任意场景都能接入网络。

“WiFi必然被取代，物联网才是未来。”林欣扬认为，“当流量不再是问题，我们才有更多资源给物品联网。今后上网将趋向免费或低成本，物联网极有可能在五年内实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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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蒋平

图 ❏ 尹夕远

编辑 ✎ 方奕晗

一扇红色木门隔开两个世界。门外，是弯弯绕绕的北京胡同和零七碎八堆放的杂物；门内，是孟奇和妻子Yvonne一寸一寸打造的童话世界。

这是一处偏日式的小平房，像极了宫崎骏动画《龙猫》里的房屋造型：进门，能看到院子里摇动的枫树叶、漂亮的日式屋檐、落地推拉门、盈满阳光的走廊和房檐下可以赤脚在上面走来走去的木质平台。室内布局简约却不失考究，餐具、厨台、冰箱、墙壁几乎都是白色，屋顶露出复古的瓦片和木梁，上面挂着灯笼和木质电扇，素洁清新里透着细腻心思。

房子是租来的，隐藏在北京国子监附近的胡同里。租期10年，他们花了40万元将其整修成现在的模样。就像明黄色木门和屋顶的灰瓦没有丝毫违和感一样，这座点缀着现代趣味的小院和周围的老北京四合院并不冲突，反而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孟奇和Yvonne带着4岁的儿子之之，在房间里读书、玩耍、做精美的食物、招待朋友。很多人来了都赖着不想走。Yvonne每天回家，看着红墙、树影、胡同里的灯光，觉得特别满足。

40万与10年

孟奇的朋友圈照片里从来不缺阳光。光线透过玻璃窗照在餐桌上，打在房间内的一束花、一件玩具上，或映在Yvonne和之之的笑脸上。他和妻子精心布置的房屋和小院，就像《植物大战僵尸》里会生产阳光的向日葵。

孟奇是河南人，85后，到北京十多年，性格温和。Yvonne来自台湾，是室内设计师，1米74的身高配上消瘦的身材，衣着简约时尚。2012年，Yvonne到北京的第一天便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了孟奇。爱情来势凶猛，2013年，他们组建家庭，后来有了儿子之之。

他们一开始也租住在普通的居民楼里，儿子的到来，成为他们改变生活的契机。

在夫妻俩的观念中，最美好的房子莫过于有树、有院、充满阳光。他们最终选定国子监附近的这处平房，房间60平方米，院子50平方米。两个人对院子一见钟情，房东也愿意把租期定为10年。合同敲定当天，Yvonne欣喜地写了篇《小房子日记》，贴了两张平房原貌的照片，看上去陈旧又普通，但Yvonne写在旁边的字充满喜悦：“对小小的之之来说应该是个大院子！在之之两岁之前，我们要搬进来，在院子里给小之之过生日。”

日记中，Yvonne画出了小屋未来的样子，有浴缸，还有厨房里刀、铲、洗碗布、手套等物品的摆放细节。末尾，她画了个太阳，边上写着：“Our sunny new life! Can’t wait!”

两个巨蟹座把对家的爱表达到极致。开始改造后，受《龙猫》启发，他们把屋内吊顶打掉，露出中式木梁结构，又把房东留下的塑钢窗全部换成木窗，用Yvonne的话说，“还原了它真实的表情”。他们用玻璃天窗连接厨房和客厅，并延伸到浴室，用屋外的木质平台围拢了整个房间和院子，还在房间内“变”出一个可以躺着晒太阳的榻榻米阳光走廊。

一开始，两人的预算是10万元，但装修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希望追求完美，结果严重超支，花了40万元。超支的部分都花在看不见的地方：优质的环保材料、最好用的厨房抽屉五金件。他们宁可多花几倍的钱，也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让家里每一寸空间都是优质的。

考虑到儿子的需求，他们在门的下方加装了把手，灯的开关也按照小孩的身高安置，即便在非常有限的空间，也单独为他做了儿童洗手池。Yvonne希望儿子可以独立完成很多事情。

2014年秋天，一家三口如愿搬进新家。Yvonne形容，在满是梦想的世界里，伸手把梦想摘来，让它真实落地，生根发芽。

不凑合

媒体的到来把孟奇夫妇带入公众视野，这是两个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他们礼貌地拒绝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像两个守护小花园的孩子，奋力抵住那道不断有人尝试推开的红色木门。

在这个被奋力保护起来的小世界里，全家人活得自在，随心所欲。同住一个胡同的喆涵特别喜欢他们，尤其是之之。“之之一点不认生，在胡同跑来跑去，特别可爱，跟谁都爱说话。Yvonne性格也好，爽朗，爱笑。”喆涵说，很多人慕名而来，找不到院子就找他们开的店。他粗算了一下，每天几十个人是常事。

家门向胡同里的朋友敞开。朋友“茶”是孟奇家的常客，他们在院子里喝酒、看露天电影、一起动手做精美的西餐。

孟奇和Yvonne总结过搬进这个院子以后的生活，结论是“挺好的”。“我们当时的40万元可能可以在五环外买个房，但每个人的世界不一样，我们接受不了去住郊区一个小楼房，那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现在租个房子，改造后住上10年，我觉得挺划算的，不凑合。生活不能凑合，凑合就是活着。”孟奇告诉《博客天下》。

大概与学艺术有关，过去十几年里，孟奇的生活方式一直在突破父母的想象。好在父母很开明，并不干涉他太多。

Yvonne对生活的理解与孟奇很一致，不愿意通过举债、向父母借钱的方式去付一个大房子的首付。他们觉得理想生活有很多实现路径，“很多人都有这个能力，看你是否给了自己美好的生活方式”。孟奇说，买大房子不是重点，整修院子也不是，重点是生活本身，不要本末倒置。

有点像吸引力法则，两人慢慢感到，种下一个美好的种子后，他们通过一个点会看到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连接到另一个更大的世界——更多的朋友、更有趣的圈子、更前卫的生活理念。“我们并没有过多的期许，只是尽力地想让现在好一些、再好一些，这是个相加的过程”。

孟奇认为，家，代表了主人的内心世界、审美品位，他和妻子身处与美有关的行业，很多理念理应走在别人前面。一个美好的家，会是其他所有美好的源泉。

不少人替他们担忧：10年以后怎么办？“很多人都觉得可惜，但我们觉得现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想的就是能把这10年过好。”Yvonne说。

他们把动画片的海报摆在家里的各个角落，之之也像在动画片里一样，快乐地长大。

这个小男生很活泼，见到陌生人一点儿不害怕。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家里的榻榻米阳光走廊，可以骑着小车来回跑，或者趴在上面玩玩具。走廊的尽头有蓝色鸭子、木马等玩具，另一头有个房子造型的窗户。那是之之的小天地。他管这叫“小花园”，在里面摆满自己喜爱的小汽车，有时还会缩在窗台上晒太阳。

Yvonne有种感觉，搬到这里后，儿子内心世界的门打开了，他有自己的树、自己的门和小车，会蹲在地上问蚂蚁要去哪里，而不是一脚把它踩死。

各种精心的设计也起了作用。有了儿童洗手池，之之会主动洗手、刷牙，不用别人帮忙开门、开关灯。在孟奇夫妇看来，这可以让儿子有归属感。

当阳光每天透过推拉门照进整个房间时，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孟奇的视频工作室、商店都在离家不远处，一家人的生活靠散步、自行车便可完成。

天气不好时，家就是他们的游乐场，妈妈会给之之讲故事，父子俩最喜欢在院子里玩水。但孟奇夫妇不会为了之之专门设计一些活动，而是让他一点点融入自己的生活。在他们看来，3个人都是家庭里的重要成员，平等地在一起生活。

生活本来的样子

孟奇夫妻的生活态度，不仅体现在“住”这一件事上。当年，两人在天台举办的婚礼，同样别具一格。

主意是朋友出的，婚礼也是朋友帮着筹划的，他们还自发组成“婚礼组委会”，并设计了海报。说是婚礼，更像在天台的party，当天来了70多人，每个人都要穿红色或白色服装，孟奇和Yvonne身着同款白色及膝短裤，Yvonne头戴朋友亲手做的头纱。婚礼是一个简短的小仪式，之后乐队即兴演奏，大家从下午两点一直玩到晚上7点。孟奇和Yvonne觉得，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带着这种理念，他们创立了一家以白色为主题的商店，这家小店像是为二人孵化了一个美好的白日梦。

室内装修也是Yvonne设计的，但风格和他家大不一样：家里有更明快的黄色、绿色，而店里却从里到外一色白，被网友称为“性冷淡街”的重要标志——国子监街因为藏着几家设计师品牌店，成为外人眼中有格调又神秘的地方。

和家也有共同点。孟奇夫妇一开始并没有给予小店太多期许，只是将它作为孟奇视频工作室的客厅，用来接待朋友。时间久了，总有人探头进来好奇地看，夫妻俩索性对外开放。

在这家店里，一切物品都是白色，有来自日本的手工器皿，也有来自瑞典的笔记本，每一样都仔细摆放。孟奇说，白是东方哲学的终点，它是最原本的样子，可以承载一切。慢慢地，小店开始吸引志趣相投的朋友，这让孟奇开启了一个新世界——他们开始拍摄视频，做各种有趣但不赚钱的事。

Yvonne现在已不再接室内设计的案子了，专心享受当前的生活，没事时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发发呆；有朋友来，大家就坐在一起喝啤酒，放露天电影。她说：“北京人喜欢说接地气儿，这是跟自然、土地更亲切的一种关系。”

他们的院子里曾经种了3棵树，爸爸的红枫树，妈妈的无花果树，儿子的苹果树。现在只留下了枫树，入夏后，院子里满眼绿色。

2018年，之之可能去台湾读小学，一家人也会搬过去生活几年。有空的时候，他们才会回北京几天，照顾一下店面。朋友开玩笑说：你们搬走后，这房子就变成一个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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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西抚州法院网消息，2017年2月10日16时17分，被告人王林因患ANCA相关性血管炎、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炎，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

“气功大师”王林于2013年暴得大名。但也有报道指出王林“涉嫌非法持枪”、“涉嫌非法行医”、“行贿”等“七宗罪”。他唯一正式承认的徒弟邹勇曾多次举报他，但“大师”都安然度过。2015年7月9日邹勇失踪，后被发现遭碎尸并沉尸湖底。一个月后王林被捕。

2016年11月11日，抚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林犯非法拘禁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行贿罪向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7年1月10日，王林因病取保候审，12日法院对其中止审理。王林的辩护律师陈有西答复媒体时称，王林案很敏感，拒绝透露任何关于王林的信息。

因王林病亡，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王林及其违法所得和涉案财产等相关事项依法作出裁决。

《博客天下》在2013年第132期《王大师正在坎儿上》一文中曾独家披露徒弟邹勇跟王林相交结识反目的经过。

“王大师”这场戏纵是扑朔迷离，终于还是落幕了。

文 ✎ 高诗朦 汤涌 

尽管王林的香港居民身份证上写着出生于1952年，这位气功师仍然声称，自己今年（2013年）66岁。

66岁，在中国很多地方的民俗里是一个“坎儿”，“六十六姑娘一刀肉，阎王爷要吃肉”，民俗认为老年人“不死也要掉块肉”，解决方法是让闺女去肉铺，吭哧切下一刀的肉，回去炖给老人吃。

自称66岁的王林，似乎真的遇到了一个坎儿，超过20家媒体聚集在江西芦溪这个小县城，准备调查他给商业大佬马云展示空手变蛇的真相。

如果不顺，有人选择找个大师问一问。

但问谁呢？王林自己就是如今最受关注的大师。

我不是我，我是王大师

外界的质疑声影响了大师的心情，却没能够影响信众对他的痴迷

早年间以打击特异功能和伪科学闻名的司马南仍然在盯着王林，在微博上“悬赏10 00万单挑马云和王林”。

王林对《博客天下》记者大声问：“司马南他有1000万吗？王大师拿1个亿，让他来我这！”平静了之后，王林展示了自己的高风亮节：“王大师不愿意和这些人炒作”。

在每句话里以第三人称自呼王大师，是王林习惯的话语方式。

大师的衣着令人印象深刻，他的上衣经常印满了橙色和黑色搭配的锁链状图案，腰带扣是一个金属鹰头。传统文化中的高人，要么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要么相貌古怪骨骼清奇，王林属于前者，这符合民间对“大师”的期待。

外界的质疑声影响了大师的心情，却没能够影响信众对他的痴迷。

7月17日这一天，一个女孩自称从深圳远道来访。王林坐在沙发上，双手掐住面前女孩的腰。用右手食指戳了女孩左腹两下之后，又将左右拇指和食指扣成的圈，右手食指慢慢地抽出来，看起来好像他把手指伸进女孩的体中取物一样。

在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之后，他神秘地环顾四周，笑眯眯地对女孩说：“你有妇科病”。女孩有点不好意思，王林又笑着对旁边的其他女生说：“她做过一次人流”。

大师轻易并不发功，在陪客人聊天的时候，他会玩些将桌上的水果变走的小把戏，这无伤大雅，又显露“神力”，面对客人的惊奇，王林只是笑笑，说就是“好玩”。

唯一一次在众多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面前发功是在17日的上午。他让一位女记者把头发撩起来，隔着三米开外，大师双腿半蹲，两只手向前推，五指弯曲，好像在抓东西。他脸上表情凝重，嘴唇紧闭，嗓子眼发出“哼”的一声，用力推了两下，双脚交替在地板用力踏一次，皮鞋底在地板上跺出巨响，“哈！哈！”两声大叫，声势颇有震慑力。

收功之后他走到记者身后，果然，记者的后脖子上两条红印。可是那位敏锐的记者发现，王林在发功前先在她脖子上迅速重戳了两下，这种时间差可能会让人觉得红印是发功的效果。



必须先给点神通看看

王大师自己撰写的图片说明中说，在王大师变出活蛇之后，领导同志和他的警卫员们都惊呆了

尽管大师有很多“特异功能”，但“变蛇”却是他最喜欢表演的一项。这个学名“搬运活蛇”的项目需要准备，所以无法突然提出当时就变。

在网上流传的大师视频当中，这个戏法有一种惨烈的感觉，大师脱掉衬衫赤膊上阵，花几分钟撕出一个纸蛇来。

蛇在民间传说中象征着神秘的魔力。蛇出来的那一刻，是整场戏的戏核—在人们敬畏的惊呼声中，王大师成了一个神奇的人。

玩蛇的场景照片也是王大师喜欢示人的图，王大师自己制作的、记录其生平事迹的画册《中国人》里，收录了王林与大量官员的合影，其中包括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等人。

在一张与某位高级官员的合影下，写着一段小字：“大师当场兴致勃勃地表演了‘纸灰变蛇’，将所有在场的领导及警卫同志惊得目瞪口呆。”

变蛇的戏法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方面确实足够炫目，不过长生和治病，才是慕名而来的官员和商人所求。

“王林的真正发迹应该从给印尼总统苏哈托治病开始。”王林的一位亲戚这样告诉《博客天下》。

在网络上流传的王大师事迹当中，有王林帮外国元首手抠肿瘤（抠完元首又活了十几年），苏哈托强迫大师吃大粽子、官员们陪着吃小粽子的事迹。结果是大师说不爱吃粽子，各位官员怕被斩首，就逼着自己把粽子连叶子吃了下去……但是这些细节均无法考证。

这部画册被王林称为价值19万，凡是被王林认为是重要的客人，都会获赠一本画册。在王林新近的信徒马云缔造的淘宝网上，这本书确实被标价1100元一本地出售，一位淘宝店主介绍，他手头的那本是一位官员搬家时卖给他的。“论斤卖的，他们都不知道吃了大亏。”

王大师的另外一项特技是“预测飞机延误”，在《中国气功科学》1994年署名袁雪草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到12点50分，飞机发动了。王林开口道:‘不到1点13分飞不了。’果不其然,到1点13分时,王林开始数‘一、二、三’不到30秒,飞机加大了马力直上云霄……”

这也是一门无法商用的特技，飞机延误的情况近年来十分严重。王大师已经很多年没有再预测飞机延误的事迹了。

见过人体科学领导小组的人

1986到1995年，气功大师们的黄金时代，本来他们像外星人一样被研究，结果这些气功师大部分都成功地把自己从“被研究对象”，变成了中央有朋友的大师

王林给中央部委领导变蛇的事情并非虚构，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特异功能报道是1979年，当时《四川日报》报道了儿童唐雨“耳朵听字”的特异功能。这件事很快被四川医学院辟谣，这个孩子“耳朵听字”就是为了从别的孩子那里“骗烟抽”，而“耳朵听字”，其实就是古老的江湖戏法的一种。

1949年以来，“走江湖”随着市民社会的消失而消失，在改革开放之后，江湖人重新回来，人们对江湖上的戏法已经十分生疏了。此后耳朵听字的报道在各地时有发现。

1986年之后，特异功能协会突然在各地生根开花。这和一位老人晚年的变化密不可分。

1983 年3月14 日，某位著名科学家在507 所作了《关于科学道德》的报告，自此至1987 年10 月5 日，他在该所共作了100 多次报告或发言，涉及人体科学、系统科学、气功、中医、特异功能和科学革命问题，这些讲话后来整理成《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一书。

1980年代，中国密切关注苏联—关于苏联人体特异功能的的译文时有出现。

里根时代的美国经济和科技方面都开始迅速甩开苏联，苏联花大钱来投资特异功能研究，正是在“星球大战”中感觉吃力并试图抄捷径赶上的表现。

1986年，人体科学三人小组成立。1988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会上，气功师张加陵表演的纸上悬人、踩气球（都是魔术）影响很大。

人体科学研究的主要途径，就是把各种气功大师拿来研究，换句话说，用他们做实验对象。

可惜在那个时代，被请来研究，成了“特异功能人士”吹牛的本钱。“给火箭发射发功”“给大兴安岭大火发功”，都是那个时代大师们吹牛的标志。被研究过的大师们再也不是小白鼠的角色，而是手眼通天、能托到关系的能人。

在价格双轨制的时代，这就意味着真金白银。

王林在那个时代确实曾接触到一些高级官员。司马南说王林“现场把控力、魔术机巧甚至个人文化素质……均在90年代那批‘大师’之下”。王林仅仅读过两年书，他自己对记者承认，“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

在90年代后期，一大批气功师的不法行为被发现，有的诈骗、有的伤人，在媒体和司法的介入下，大牌的大师们有的坐牢，有的跑了。1994年，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明要破除伪科学。经历数年征战，大师们开始慢慢偃旗息鼓。到1999年，反邪教和伪科学运动全面展开。

收缩态的大师转入地下，像蝉一样，等待着出土展翅的机会。

从王林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上可以看到，1995年8月开始，他已经成了一位香港公民。1997年前后，王林就从江湖上消失了，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做生意去了。

弟子，你要和我血肉相连

1986到1995年，气功大师们的黄金时代，本来他们像外星人一样被研究，结果这些气功师大部分都成功地把自己从“被研究对象”，变成了中央有朋友的大师

被王大师吸引的人并不只有马云。严格地说，王林正式承认的徒弟只有邹勇一人。他是江西赣西电煤储运公司董事长，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江西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的获得者。

2002年，反对伪科学和邪教的运动已经进行了三年多。做煤炭储运的邹勇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了王林。当天，王林与邹勇等人在饭店吃饭，乘电梯上楼时，王林“发功”控制电梯门的开关，这让邹勇非常好奇。

王林常以长辈的身份关心邹勇的事业和生活，这让邹非常感动，当时两人的关系近似“父子”。这正是大师的魅力所在，身怀绝技，令人敬畏，却时时表现出体贴入微。

2009年，两人正式成为师徒关系。拜师仪式很难令人轻易忘记。“王林说要拜师得血肉相连，就拿了家里的一把水果刀，让我往他手臂上扎。”邹勇回忆，“当时我害怕，王林就自己用刀扎在自己的手腕上，扎透了，刀尖从手臂另一侧露出来了。这就算正式拜师了”。

当年12月底，王林开始正式给邹勇上课传授法术。上课地点在王林盖在宜丰县官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别墅中。

据邹勇介绍，学习法术要经过三个阶段，气功、意念和法术，课程进行了三天两夜。

“先要学习气功，王林给我一个红布条，缠在右手手腕上，让我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食指和中指做剑指状，指向身体一侧，再收回到左胸前，每做一次动作，都要配合呼吸。”

道具是一个小板凳，邹勇在王林的指导下憋住一口气，在前胸和后背上分别拍打6次，这就是练习气功”。

练完气功之后，邹勇会按照王林的指导坐在蒲团上打坐，冥想，练习意念。“双腿盘坐在蒲团上，双手握成钵状，放在腹部，闭上眼睛，感觉额头上有只眼睛，看到前面有一口井，井里有一朵莲花，莲花上有一颗露珠，看到露珠在动，如果可以用意念让这颗露珠随着自己的心意晃动，那就是练成了”。邹勇说。

王林还送给邹勇三本符书，其中一本是用牛皮纸包好，书名用墨水笔写在牛皮纸左上角—“万法归宗”，其余两本均是影音版本。在这些符书中，画着各类符的图案和咒语，其中包括入地符、变蛇符、化虎符等。“我看了很多次，没看懂”，邹勇说。

书中描述，“变蛇咒曰：蛇师蛇师滚地盘旋雷光炼火易见易藏……”

这场师徒关系以情谊深重开始，最后却以纠纷难解而闹上公堂。

纠纷始于经济往来。在2005年到2011年之间，王林与邹勇之间账目频繁。邹勇描述，自己为了拜师交了500万元学费，王林否认了这一说法。

另一笔涉及巨额资产的争执是邹勇在深圳罗湖区的别墅装修款。他说曾打给王林3530万元用于房子的改建装修，但王仅用了1400万元，多余的钱没有退回。王林否认了上述指责。

2010年，邹勇从王林处购买了500箱茅台。“当时王林说这是朋友的关系，能弄到50年陈酿的茅台酒，市场价要两万多，这只要3000多一瓶。”

邹勇说，1840万元的酒是假的，现在还有400多箱存在家里的储藏室中，只有外面箱子上印着“贵州茅台”字样，打开箱子，几个印着“贵州茅台”的包装袋盖着下面的茅台酒，但下面每一单瓶的酒都没有任何“贵州茅台”的包装。

但在王林列出自己与邹勇往来的账目明细中，只写了收到邹勇打来的500万元购酒款。两人的种种爱恨情仇，终于成为了法庭上7000万元数额的经济纠纷。

师徒父子，就此反目。

落马的“好朋友好兄弟”

他们不算王大师的弟子，王大师和弟子之间有更多的秘密，他们只是供养者和受益者罢了

一个师徒二人都承认的细节，是2006年王林曾经带着邹勇到铁道部找过前任部长刘志军，解决了邹勇在煤炭货运上遇到的难题，大师运用自己的人脉，为经商的徒弟打通了官场，这是师徒资源交换中顺理成章的一个桥段。

王林承认邹勇曾经给自己买过一辆劳斯莱斯，这在王林看来，“送一辆车怎么了！他送我东西又不犯法!”在王林提供给法院的书面材料中，王林写道：“我找到有关领导，又马不停蹄到北京找铁道部部长求情，到现在这个公司每年给政府税收都有几千万元，所以他现在光环四射，有了今天。”

王大师把他大量的官场支持者称为“好朋友”、“好兄弟”。其中包括因收受贿赂上千万刚刚于去年被判死缓的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晨光。有媒体称，宋笃信“大师”，在人事任免上也多找王林问卦，宋落马后，二人的交往多次被媒体提及。

但王林并不认同政界的“朋友”给他带来过直接财富的说法。他对《博客天下》说起与宋晨光交往的一个细节：“有一年端午节，宋晨光来我家里拜访我，拿了一个农民用的蛇皮袋子，装了10多个粽子，7根黄瓜，一瓶豆腐乳，送给我。”王林说，“四瓶豆腐乳是一箱，哪怕装在一箱也体面一些。宋晨光不会送我东西的。”

王大师这样描述宋晨光的下落：“他已经死了。”第二天在记者追问下，他又改口是“死缓”。刘志军如今也被判了刑，也是死缓。

王林乐于展现他的关系网络。“王府”的四层、五层是王林的藏品阁，那里有他收藏的古玩藏品，但难以辨别真假。几面墙壁的合影照片是他三十年来与社会名流交往的印记，其中有成龙、王祖贤等演艺界名人，也有赌王何鸿燊等商界名流。

“你要整个拍下来，这样看得比较清楚。”王林不时地指导来访者拍照，不落下每一个象征他名气巨大的细节。

这张网上的每个点都是他办事能力的体现：每天都有来找王林办事的人，如果家里正好有客，来访的客人会自觉安静地等在一边。王林的两部手机不时有人打电话、发短信。这位66岁的“大师”中气很足，白天在“王府”都能听到王林用洪亮的声音和来访的客人交谈。

对王林来说，富可敌省的马云和演员赵薇，只是许多来访者的一个罢了。

大师鏖战商场记

尽管善于预测和看风水，大师投资宾馆和寺院都失败了

王林的家在芦溪县主干道人民路上。一扇漆金大门，两旁是两只巨大的金色狮子蹲守，门上两个烫金大字“王府”。紧邻的县政府墙皮斑驳，显得局促小气。

这栋今年3月才翻修完工的宅邸以贵气的金色和茶褐色为主色调，每一个角落都被主人摆设了精致的工艺品，一只鹦鹉不时从二楼的窗户飞进来，落到吊顶水晶灯的灯柱上。

这是王林为自己修建的一座“堡垒”，他几乎从不出门。

在“王府”的三楼，王林设计了麻将室、象棋房和茶座招待来客，KTV的包房正在装修。他特意从英国买回一组价值100多万元的音响，还嘱咐工作人员去配一个容歌量大的点歌机和几个音效好的麦克。

他为翻修这个宅邸费了很多心思，“我每天晚上10点钟休息，凌晨三四点起床，打坐，然后就在房子里走走，晚上思路清晰，我就构想房子装修的问题。”王林说。

他不是出家人，对世俗生活的享受不会干扰他的修行。王大师一度投资过一个宾馆。

那是十几年前，王林回到芦溪，他从县政府手上购入了一栋宾馆，改建后重新开业。

购入宾馆的钱，根据王大师对《博客天下》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给人气功治病，然后去海南倒腾房地产挣来的。”

当地人欧阳（化名）对此印象深刻，“当时那栋有6、7层高的宾馆里有电梯。”

经营几年后，王林将宾馆卖给了一位许姓香港商人。如今，原来的芦溪宾馆已被拆除，变成一片别墅群，取名“半山豪庭”。

另一项实业则是王林曾经试图“经营”当地香火旺盛的圣岗寺，这座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贞观年间的古寺，是当地为纪念西晋时期领兵镇守、抵御战乱的甘卓将军而修建。

“当时，萍乡的一位市委书记找到我，我作为芦溪人，要为家乡做点贡献，我就答应了修这庙。”王林自己解释说。

针对资金问题，“大师”与当地村民纠纷不断。圣岗寺在拆了重建之后，王林和当地二三十位村民代表在建好的庙堂中开过一次会，双方态度激烈，村民拒绝将改建好的圣岗寺交给王林。

王林没跟这些村民计较，只是立刻在圣岗寺旁边另建一座大得多的建勋寺，把圣岗寺挤到一边。王林声称建勋寺落成一共花了1.5亿元，但实际上的花费只有4000多万元。负责寺庙修建的工作人员向《博客天下》记者介绍，4000多万元中有大部分都是王林在外面找来的钱，“王林拿得钱肯定没有外面拉来的多。”至今在寺外的功德碑上，依然能看到一长串商人的名字外，其中也包括“王菲”、“李亚鹏”夫妇的名字。

据宜春佛协《会务通讯》记载和《时代周报》报道，开光大典当日，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宋晨光，江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谢秀琦出席，演员赵薇、李冰冰、吕良伟，歌手谭晶等人也出现在当天的仪式上。

但是，董事长跨过总经理直接管业务会出问题。芦溪县宗教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博客天下》记者介绍，建勋寺刚落成时，王林在寺庙日常管理方面介入过多，与请来的住持在寺庙管理方面产生了分歧。

一般捐赠人捐建了寺庙后，对寺庙仅有监督权，没有直接管理权，芦溪县宗教局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强调这一点。经过芦溪县委协调后，王林不再插手寺庙的管理工作，但住持也离开了，在此期间，寺庙的管理工作出现空白，香火和人气一直没能旺盛起来，隐藏神佛背后的矛盾纠纷让寺庙失去了人气。

然而让庙里的香火旺起来不是特别容易的事，附近的居士仍不愿到建勋寺里“做贡献”。

与开光仪式的盛况相比，如今的建勋寺显得很冷清。在建勋寺，除了寺里十几个出家人外，几乎不见外来烧香拜佛的人，偶尔有几个村里的小孩在寺院里长满杂草的前庭玩耍，寺庙外面的香火炉里空空荡荡。

职业性的救苦救难

尽管自己做生意成绩一般，这并不影响王大师请老朋友和馈赠低保户

“王大师不像有些人，发达了之后瞧不起当年的朋友，王大师每年都请他们过来，还带他们外出，去杭州、去庐山玩。”7月16日，王林邀请了30多位当年一起下放到宜丰县垦殖场的知青们到芦溪做客，他对记者声称，当天是自己派车接这些老朋友的，可是事实上所有人都是坐公交车来的。

酒桌就摆在车库里，后面就是那辆邹勇送他的劳斯莱斯。

1965年，18岁的王林随上山下乡浪潮到了宜丰县垦殖场，每天上山砍毛竹，下河捞鱼，王林能挣7个工分。“一个工分几毛钱，你说那日子多苦？”王林说。

在芦溪县民俗文化研究会编纂的《古今民俗》创刊号中，用神话式的笔调描写了大师这一期间的传奇经历。文章中称文革中的王林因“装神变鬼，恐吓群众”、“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等罪名被判入狱20年。在狱中，大师视脚镣手铐于无物，“经常搬来鸡鸭鱼肉，在监狱内尽情享用，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面对最近蜂拥而至的记者，王林避谈过去，一句话就会把话题支开。他也开始变得低调：“王大师不是神仙，大家叫我大师我就成了大师，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大师”。他将自己“变蛇”、“变酒”的能力定义为“千年流传的民间杂耍”。

大师承认了自己“江湖人”的本质，他也确实在按照“江湖人”的方式来行事。王林说，他做人只有两个原则：一是结交朋友，让朋友开心；二是扶贫济困。成事之后，做点修桥补路、扶危济困的活儿。

在芦溪县民政局副局长潘忠伍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证实，每年王林通过芦溪县民政局向数千贫困家庭捐赠年货。上个春节为例，各镇筛选出的贫苦户每户可得到50斤大米、10斤肉、10斤鱼、10斤油以及过冬穿的棉袄。2003年芦溪县政府网站上提及，王林捐赠的物资数目价值是200多万元。

“这些东西上都会印上‘王林捐赠’等字样”。分发这些物品，潘忠伍每年的重要工作。

芦溪县民政局的低保覆盖了2万多人，而王林一个人每次的过年布施就达到近2千人。

扶贫济困是王林最愿意与到访的记者分享的事实，他自己声称坚持了25年，能印证的一部分是潘忠伍从12年前进入民政局工作就见证王林的捐赠，有些出入的是，经过王林口头的计算，他的善举从几百万元变成了“每年都是几百万上千万”。

在芦溪县民间，王林有不错的口碑，这是大师“功德”的表现，也是十几年官场更替中“王府”纹丝不动的民间基础。

大师可能宽恕了“无知媒体”

尽管一发功就可以让坏媒体的记者死掉，但目前那些不太友好的记者都还安然无恙，王大师可能是一个宽恕别人的人

7月19日，王大师没吃早饭，站在家里的落地窗前，指挥家里两个保安在后院东北角池塘边的石头底下放一只乌龟。

他有点急躁，用略有沙哑的嗓音，对保安嚷嚷着不要踩坏了草坪。大师说，那只被摆放的乌龟，在风水学里做化煞之用。

大师摆出了一个防守的阵型。

他刚刚接到朋友的电话，告知网上又传出了有关这位“气功大师”的负面新闻。7月3日，“王府”门外挂着阿里巴巴主席马云、影视明星赵薇、李连杰来访的红色条幅。王大师又成了舆论焦点。

秘书小雷在手机上不停搜索网上文章的转载信息，她挑出一条为王林辩解的网友回复念了出来。“这还说点良心话”，王林说。

王大师对记者说：“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也不知道王大师遇到过多少怪事。不能说，说了都心痛”。布满动物的庭院是大师疗伤的去处，每天晚饭后，王林都爱到后院走10到20分钟。伤感于人心的大师喜欢动物，在自家后院，他养过鳄鱼、鸵鸟、孔雀，“我最爱看的节目是《动物世界》。”

在人前，大师像神，在动物前，大师是个安安静静的人。

“王府”晚上极少开灯，院子里幽暗静谧。看来大师已经忘了白天说出的那句“老子隔老远就让他死”的狠话，或者原谅了那些不信神迹的读书人。

（实习生朱红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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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跟着提升，食物不再是功能性的果腹之物，升级为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展示。

文 ✎ 施展萍

图 ❏ 尹夕远

编辑 ✎ 方奕晗

2016年11月，董振祥把秋冬品鉴会开进了美术馆。

食物进美术馆，大概是头一遭。这是在当众宣告，美食也是门艺术。

品鉴会至今做了多年，每做完一次，董振祥总有些畏惧，担心难以自我超越，无法再给人惊喜。没想到这次又“玩大了”。50多米的圆形环幕环绕着品鉴会现场，配合菜品，轮换播放不同的声画场景——有时是漫天大雪，有时是海底世界。这样的形式过去从未有过。

江湖上，董振祥有个流传度更广的名字：大董。早些年，大董提出“意境菜”概念，将中国传统写意绘画引进菜品的制作与呈现中。这次，他明着宣称，烹饪就是艺术——这种“艺术感”既包含色彩、形态的外在形式，又与精神世界密切相关，能引发人对美的共鸣。

不久前，大董拿了个奖：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年设立的“孙中山艺术成就奖”。《建国方略》里，孙中山说：“夫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组委会在颁奖词中评价，大董推高了美食作为艺术的地位，将《建国方略》中关于美食艺术的论断变为现实。

同样获得孙中山艺术成就奖的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画家尚扬出现在品鉴会上，与他一起受邀出席的还有另外20名艺术家。

尚扬说：“我们这些被邀请来的艺术家，曾经都怀疑过自己，认为自己的职业是在做一些无用之用，但随着年岁渐长，终于觉得，这些无用之用其实是有用的，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它。”

尚扬认为，大董是在做有用的东西，并将“有用”提升到“无用”方面去。这个“无用”关于精神、情怀和感觉，是关于书本上的东西。“书本上的东西虽然不能吃、喝、用，但是书本上的东西需要传承，而大董就是在做把‘中国的文化’传承下去的一个事情。”

一碟好菜

2016年秋冬品鉴会上，大董分享了从意大利带回的白松露。

这个重1179克的白松露双株，价值77.32万元。2016年11月15日，在意大利阿尔巴举办的“第17届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国际拍卖会”上，大董拍下这个排名第一的白松露。投资人徐小平也在现场，他认为这是中国餐饮走向世界的标志与象征。

早在很多人关注“吃得饱”的问题时，大董已将脚步迈了出去。美食家沈宏非半开玩笑地对《博客天下》说，“我们都觉得他下一步要活动到月球上去”。

大董曾与朋友去敦煌看壁画，回京后，他将壁画中繁复柔美的线条勾勒在馍馍中，做成一道“花飞花舞·敦煌飞天彩馍”。另有一道“西瓜冰霜泡干馍”，取材于当地百姓外出时随身携带的干馍——当地人常把干馍与西瓜混搭着吃，到了大董手中，西瓜被制成绵软冰霜，干湿搭配、红白相衬。

有一年，大雪纷飞时，大董去杭州看腊梅。他想起韩愈《春雪》中的诗句“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回京后研发出一道凉菜“踏雪寻梅”，冰上插着鲜芦笋，点缀花枝，取出芦笋，蘸酱入口，口感清脆的，带有一丝凉意。

这些菜统称“意境菜”。在大董眼里，一次季节轮换、一首诗、一幅画甚至一场雪，都可以成为灵感的来源，把它们捕捉到，放大、整理，输入又输出。

输出的介质是食物。大董对输出的要求是：美的，有意境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好吃。

打造意境菜程序复杂，往往要先设计，运用中国山水画的写意手法与盆景的拼接技法，确定颜色、主料和配料，还要考虑食材味道的搭配，一遍遍演化，最终定型。

沈宏非曾论述过“意境”：“‘意境’者，可以是诗，可以是画，可以是曲；可以言传，亦可意会；可看，可听，可把玩；‘有我’亦可，‘无我’亦无不可。不过，自刘禹锡、司徒空和王国维等大师先后对‘意境’二字做出理论与实践之伟大贡献的1300余年以来，能把‘意境’这个美学范式变成可以用味觉来感受并且能吃到肚子里的一碟好菜者，大董是也。堪称前无古人，期待后有来者。”

仅仅把“意境”变成一碟好菜还不够，大董想得更多。环境也要讲究，“意境”得通过氛围营造，上升到意识层面。

麦当劳进入中国时，汉堡当然是一种新美味，但输出的其实是美国文化。通过一家餐厅、一个汉堡，食客能短暂体验一个不太熟悉的世界；又比如，星巴克与Costa都兜售咖啡，尽管配方、味道有所差别，但更大的区别还在文化——前者是美式的，装修风格有浓浓的后工业气息，后者是典型的英伦风格。

“在大董用餐，你的体验是什么？所谓中餐，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精髓的表达是什么？”大董说，他追求品质与品位，想在整体上塑造中餐文化。各家餐厅的店面、雅间均有不同主题，取自诗词歌赋。“人们坐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用餐，给客人什么样的心境，和环境的体验有很大关系。”大董告诉《博客天下》。

厨师大董

董振祥的父亲董老爷子也是厨师，年轻时曾为刘少奇做过饭。他留给董振祥一本菜谱。说是菜谱，其实是手指节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手抄菜名，足有几千道。

别人家父母给孩子讲故事，董老爷子却翻着菜谱，念叨着菜名，一道道告诉儿子这菜是怎么做的。等到董振祥自己经营餐厅时，董家烧茄子、葫芦托儿这些传家菜被继承到他的菜谱上。

1978年，董振祥当了厨师。1982年，他与另一位同事共同拜师王文昌，从砸煤块儿学起。1985年，董振祥加入北京烤鸭店，成为副厨师长。但当时，他不太懂得带团队的技巧，问题积累多了，只好辞职回家，参加成人高考，从专科学起，用9年时间完成MBA课程。

1993年，北京烤鸭店效益下滑，在家闷头上学的董振祥被叫了回去。

2002年通常被视为大董事业上的转折年。这一年，董振祥所在的国营北京烤鸭店团结湖分店改制，他倾囊而出，又四处找朋友借钱，用700万元把店面盘了下来，将“大董”二字挂上招牌。他研制出低脂健康的“酥不腻”烤鸭，又创造了“意境菜”。

大董说，这一切是自然而然的。

比如“意境菜”，是先有了菜，逐渐形成体系，他才意识到要为它命名。

“总有人说大董是艺术家，如果真的是有意识地将菜品艺术化，那首先你得是艺术家，再来做这件事。但实际上大多数人不是艺术家。”董振祥对《博客天下》说，“我一直坚持大董是个厨师。”

这名厨师的发展路径是：首先要有市场，得到市场认可后再进行表达，表达得多了，构成体系，体系又形成价值观。在有意与无意间，“大董”长成今天的模样。

如果非要给这根撬动餐饮业传统观念的杠杆找到一个支点，那些MBA课程或许算得上。正是在MBA课程中，董振祥学到了市场营销、消费心理学，了解了品牌建设的重要性。

董振祥的好友、作家胡赳赳说，他赶上了机遇的“一头一尾”。“尾”指的是改制的末班车——国营企业改制基本在上世纪90年代结束，北京烤鸭店却在2002年才改，这个机会被大董抓住了。

机遇的“头”是与国际接轨。当国内众多餐饮企业开始迈出国门向外看时，大董已在国外看过一圈，把世界各地的食材、对美食的评判标准都带了回来。

“别人在讲色香味时，他已经在讲呈现，甚至把烹饪的评价标准也改了。”胡赳赳说，这种标准严苛到包含菜的听觉。比如液氮巧克力，会发出“嗞嗞”声；又如“江雪糖醋小排”，端上桌面，服务员一边撒糖粉，一边念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糖粉就像漫天雪花，飘落在小排堆成的“山”上。

大董赶上的还有消费升级浪潮。2005年前后，北京开始流行创意菜。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跟着提升，食物不再是功能性的果腹之物，升级为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展示。餐厅开始注重环境，讲究灯光、器皿的呈现。

在那个时期，大董受邀参加西班牙美食峰会。他去不少西班牙餐厅考察，结识了众多国际名厨，发现国内餐饮业与国际标准尚未接轨。

当年流行这样的说法——创意菜有三宝：干冰、大盘、分量少。

大董是个例外。“大董找到了自己的方式，这个方式既能从中国传统里挖掘一些东西，比如传统文化内涵，传统菜的精髓，又可以和西方接轨，把中餐用分子料理的方式来做。”胡赳赳说。

这些年，不少餐厅开始向大董学习，考究菜品的制作与呈现方式。沈宏非认为，正因如此，大董对中国餐饮业有划时代的贡献，“在国际上就更不用说了，大董中国菜能够跟国际一流菜品并驾齐驱。”

他同样提到传统菜，认为大董创新的根基是对传统的深入研究。沈宏非举例，大董的菜单上未必会出现饺子、炸酱面这些传统食物，但董振祥对这些都有研究，“他的根基非常扎实。创新能不能成功，往往取决于根基够不够厚实。”

央视《中国味道》总顾问董克平写过一篇文章，当中提到一则旧事。烹饪大师王义均在大董家吃过饭，出门前在后厨看到晾着许多葱须子，王义均当时说了一句话：“这是个本家。”

王义均是山东人，鲁菜里有一道著名的“葱烧海参”，葱香味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制作葱油时，加进葱须子能增加葱油香气。葱须子泥多难清理，餐馆一般会把它丢掉。看到大董留下葱须子，王义均难免感慨。

“这时候保留葱须子，不仅是节俭降低成本了，而是对菜味的本真有了明确自觉的追求。不仅是在器物上化腐朽为神奇，更是对菜品的尊重，对消费者的尊重。有了这些基本的素质打底，成功也就有了基础。”董克平写道。

君子近庖厨

大董每年有3次品鉴会。春天一次，主题是“衹应春有意”；夏天一次，叫“夏凉日有清风度”；秋冬两季一块儿办，主题为“落花时节又逢君”。品鉴会越办越多，大董感到持续创新的艰难，每次举办前，他总要反复考虑究竟用什么样的食材，才能保证既是当季的，又避免重复。

甚至要反复面对这样的提问——为何2016年的秋冬品鉴会主题与往年一样。他一遍遍解释：“我们觉得这几个主题太贴切了，比如，‘衹应春有意’，不光是表达春天的景色，实际上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我们希望，这三个主题是永恒的，让所有客人到了季节能够脱口而出。”

“他是一个对食材很开放、接受度很高的人，能时刻保持好奇心，我相信他的灵感会源源不断。”沈宏非说。

这种对中产阶级美食与美学观的准确把握，一方面是大董反复琢磨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从他人身上习得的。艺术家是大董的座上宾，2016年的11月，尚扬、栗宪庭、隋建国、刘小东、喻红、史金淞、向阳、瞿广慈、向京等20位中国重量级的当代艺术家，和徐小平、李开复、傅军及来自意大利、法国、加拿大等国大使在内的40位观摩嘉宾参加了品鉴会。

有时私下与这些人同桌，董振祥每次总要跟他们请教几个问题。他说过一句话：“一顿饭，只要听到一句有用的话就值了。”

“他审美上有天赋，好强，不认输。如果是他认为牛的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他总要跟人较劲儿。”胡赳赳说，人家无心说的一句话，他听到心里去了，回头就去执行。

2016年秋冬品鉴会上，大董果然又发布了一个新概念——“小品菜”。概念借鉴“小品文”——一种简练隽永、偏重于即兴抒写零碎感想的散文。

小品菜的用料多是瓜蔬酱素，大董想用它调节气氛、控制节奏、转换口味，思量着它将来也可发展为独立品类，成为吃惯大餐者的必备补充与正餐选择。

品鉴会举办前，大董出了3趟国，到法国干邑考察马爹利干邑的生产流程，到日本京都造访几位日料大师，去意大利参加白松露拍卖。

每次都有收获。

在法国的那次，大董与朋友们到一家牛排馆，这家牛排馆就卖一道主菜——芥末味的烤牛排，前菜是一道沙拉，后面搭配一道甜品。店里大概有200个座位，大董调侃，“排队两小时，点餐五分钟，吃半小时”。

他去厨房一看，一共就5个人，就干这么一件事。

吃完出来，他在路边感慨：“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国外都是小餐厅，少人。”

“ 

“我们老在谈‘单一爆款’，但都是概念。大董有200道菜，过去我们很骄傲，当然，这确实是值得骄傲的事。我们干了几十年，总结、筛选出这么多好吃的菜。但在某个时空，你发现这件事不太对，店又大、人又多、菜又多，标准难统一。”董振祥告诉《博客天下》，看到那家法国牛排馆，他终于明白，原来这就是“单一产品爆款”，工厂化、好复制，几个人就干一件事，一辈子就做这一个动作。

”

“我们想服务属于我们的这群客户。”“这群客户”，指的是一群对食物健康、品质、速度都有要求的人。

多方面的努力背后，还带着另一重野心。董振祥偶尔会以“君子远庖厨”调侃自己。朋友说，这是他身为大厨的自谦，“厨师在中国一直是让人看不起的职业，他希望提高厨师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

大董的办公室在团结湖店，20多年没变过。要找他，需穿过前厅，挑开门帘，进入厨房，沿着铁质楼梯上二楼，穿过狭长的走廊，走到尽头的那个房间。房内有文房四宝和茶具，书架上多是与美食相关的书，还有一些相机镜头，以及他手写的菜谱。

董振祥常常加班，有时弄张床就睡在办公室。他身高1米93，块头大，床又小，腿伸不直，偶尔周末能在家待会儿，就会感叹：“周末在家太舒服了。”

20多年来，大董身边多了不少“酒肉朋友”。“过去我们说交什么朋友呢？吊儿郎当的、游手好闲的，找几个人来喝酒，老娘老爹就说这孩子不争气，交了一帮‘酒肉朋友’。所谓的‘酒肉朋友’就是不干正事，成天无所事事。”谁知活到57岁，大董突然发现，酒肉朋友是值得交的。

都是一帮好吃好喝的人，成了朋友，时不时喝个小酒，吹吹牛。吃完了各自回家，你走你的，我走我的，等再有好吃的，就再过来。大家互相之间没有利益纠葛，有点好的总会想着对方。

“说‘吹大牛过小日子’，好像又是贬义。但我们现在相互之间，觉得酒肉朋友才是最可交的。酒越喝越厚，牌越打越薄，还真是。”大董为自己的发现乐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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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毛利：

狮子座，O型血

天真的毒舌妇，好玩的刻薄者

著有《当待业女遇上草食男》、《一纸谈欢》

元旦那天，快递没休假，照旧往我家送了两个袋子，某品牌冬季折扣的两条裤子。那是我前两天晚上无聊时随手下的单，当时心想，新的一年，应该从两条小一码的裤子开始。

结果后几天实打实吃顶了。刚看过的电影里，上海滩女人娇滴滴地发嗲：昨天吃了两只狮子头，今天腰围又粗了一圈，要去做件新旗袍了。

没想到我也是无聊到要靠衣服解闷儿的女人，这让我很不好受。这一年我对衣服越来越烦躁，家里沙发上、床上，全是一件又一件的新衣服。后宫佳丽三千，来来回回宠幸的，一直是一套旧运动服。

一个朋友说，2017年她要开始“不网购的一年”。原因是某天她懒得出门，网购了几瓶酸奶，商家打包得十分严谨，一层裹一层，加了冰袋放在保利龙塑料箱里。拆快递时，她非常愧疚，因为自己一时的懒惰，居然产生这么多包装垃圾。

我不是没有同样的愧疚。

我经常去一家网上生鲜超市买食物，第一次送来时，整整齐齐五六个大箱子把我吓了一大跳。后来发现，店铺把不同品种的蔬菜、肉类统统分箱包装，看起来尊贵大方，但把里面的菜拿出来一看，超市的两个马甲袋就能搞定。还有一回，商家送了一盒车厘子，不知道是什么稀有品种，像宝石一样，一颗颗嵌在塑料格子里。

虽然在有生之年，我不至于看到地球被垃圾吞没的那天，但照这么下去，总会有那么一天吧？我可不想像北野武一样，大喇喇地说：“反正也活不到那时候，随他们去吧，地球被搞烂了，死了几亿人，关我屁事？”

除了不想地球被搞烂，我还有私心：看着家里一堆又一堆无用的东西，实在难受极了。

原来买葡萄干，超市买一袋够吃一年，可是网上买四送一，不知不觉买了5袋，甩开腮帮子吃，冰箱里还有3袋没拆封的。买5盒包邮的蓝莓也永远占据着冰箱的某个角落，最后两盒已经逐渐失去水分。厨房里堆满我陆续购买的电饼铛、豆浆机、豆芽机、料理机、烤箱、电压力锅……

网购太方便了，所以什么都想要。有时候，我并非什么都想要，但随随便便搜个菜谱，App居然推出“一键买齐所有食材”的功能，让我不得不束手就擒，大写一个服字。只要轻轻按下食指，似乎就意味着我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美食达人。网络是一场幻梦，在东西没到之前，人人都能毫无止境地做梦。

网购全面覆盖生活。我忽然想起来，为什么这一年自己非常爱外出，特别是去没法肆意上网的地方。在异国他乡，生活反而成了一件真实的事——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想起街角咖啡店的葵花子面包和黑咖啡；是买衣服时，导购忽然很认真地说，我认为您适合那件驼色的，虽然这件是我喜欢的，但那件真的最好看。

网购让我的生活变得彻彻底底地不真实起来。在每天都收到的快递中，我根本无所谓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也不再像很久以前那样，抱着惊喜和冲动打开一个个盒子。

它们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体重超标的贪食症患者，机械地吞下一个又一个油炸大肉丸。

我需要重新开始，不是为了地球，只是为了自己，为了重新回到真实中来。当年看《金氏漂流记》，患有重度社交障碍的女孩，用拼命网购填充生活，睡在塑料袋做的被子里。

我正一步步迈进这样的生活，用美好的商品代替美好的自己，这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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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党伟一直清楚地记着一个时间——2002年9月21日。那天，他把久新搪瓷厂生产的最后一批产品送上集装箱，靠在炉窑边哭了一个半小时。

文 ✎ 裘雪琼

编辑 ✎ 卜昌炯

图 ❏ Miou Li

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盘子。外层是一种被时光磨损的白，盘内淡绿色的底上印着一粉二红3朵牡丹花。一共3个，摞在一起，在一片色彩明艳、图案精美的搪瓷产品里，显得很是暗淡。

它们已经38岁“高龄”了，老，旧，毫无竞争优势。但在谢党伟心中，全场1000多件展品都不及这3个小圆盘对他更有意义。

1978年，谢党伟参加上海市青年工人能手比赛，与20位喷花高手PK摘得桂冠。这3个盘子正是他当年的赛场之作（共有10个），除了光泽略有耗损，没有一丝刮痕，不露一块铁皮。

“我保存它们很仔细，在家里都是用红布包起来，隔一两天拿抹布擦擦，很爱惜的。”谢党伟告诉《博客天下》。他轻轻拿起一个细细打量，表情柔和，眼神亲昵。凑近了，能看到他右手近食指的虎口处结有一块厚厚的茧子，那是喷枪常年摩擦留下的印记。

当年他喷绘这些盘子时不过22岁，是上海久新搪瓷厂的普通工人。现在他60岁了，随着搪瓷产业没落，从生产者变成了收藏者。

2016年11月24日在上海嘉定区八分园举办的“中国百年搪瓷展”，让谢党伟一偿夙愿——那些被他视为宝贝的搪瓷藏品不再蜗居家中、积灰于仓库，而是作为艺术品供大众观赏——一千多件展品，大部分是他的私人收藏，少部分来自其他收藏家与搪瓷日用企业的捐赠。

搪瓷又称珐琅，最早出现在埃及，是一种利用高温涂凝在金属底坯表面上的无机玻璃瓷釉，具有耐高温、耐磨、绝缘等性能，曾被广泛运用在人们日常使用的饮食器具和洗涤用具上。但随着近年价格低廉、拥有更好工艺的瓷器、不锈钢等制品涌入，日用搪瓷产品逐渐销声匿迹。

“从1916年上海闸北设立的第一家现代搪瓷厂算起，2016年恰好是中国搪瓷的百年纪念。”谢党伟说，这是两年前他和妻子史惠娟商量“借用”她的八分园举办展览的初衷。

谢党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妻子，他27岁的儿子谢贤、儿媳高欢欢、儿媳的朋友臧洁雯也参与了策展。一年前，正是这3位学服装设计出身的85后年轻人携手打造了以搪瓷为发声点的设计师品牌“玖申”。

“玖申”谐音“久新”。作为已经关闭的上海久新搪瓷厂最后一任厂长，谢党伟把手中看似已经熄灭的火炬传到了年青一代手里。

国民记忆

场馆一角的视频录制场地布置成了1958年上海寻常人家的生活场景：老式缝纫机上搁着一个搪瓷茶杯，一座半人高的木橱上整齐摆放着搪瓷饭盒、木钟摆、搪瓷暖水壶，一侧的三脚木架被6个花纹各异的搪瓷脸盆占得满满当当。

前几个小时，几位结伴而来的中年女性走到这儿停住脚步，拿出手机、单反一阵拍。其中一个烫着鬈发的女性兴奋地拍着同伴肩膀说：“啊，我姆妈上班时就用这种搪瓷饭盒，太熟悉了！”

除了搪瓷展品，其他老物件都是谢贤淘来的。他戴着黑边圆形眼镜，三七开的刘海往右厚厚一翻，整个人新潮又精神。缝纫机是借的，三脚木架来自二手市场，“钟摆和木橱是外婆家的，那个外镶镜面的旧木衣柜我从动迁房废墟里搬出来的”。

因为父亲生产和收藏搪瓷，1989年出生的谢贤从小和搪瓷朝夕相处。从他记事起，家里能装东西的器皿几乎都是搪瓷做的——即使没有这样的父亲，搪瓷制品也是40后至80后成长记忆里再熟悉不过的物件。

自19世纪初，搪瓷被西方国家大量运用到日常生活用品上，继而从日本等地进入中国后，它就逐渐被国人改造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部分。1917年创设的中华美术珐琅厂是中国人自办的首家搪瓷厂。到了1930年代，上海搪瓷业兴盛一时，发展为民族工业的重要代表。彼时的上海，宽边、原肚、深底的九星牌“得胜面盆”销路最广，食盒、食籃也颇受人们欢迎。

物美价廉、流行于底层家庭，这是大众习惯于为搪瓷贴上的标签。其实不然。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搪瓷的前身珐琅主要运用于一些工艺品上，服务于欧洲豪门贵族，是他们私人定制的高级器物。在当时的中国也一样。珐琅最早传入中国是在隋唐时期，之后一直在宫廷打转，明代的景泰蓝即是个中产物。由于景泰蓝的釉料是从西方进口，价格昂贵，其制品非普通人家所能拥有。

珐琅技术从贵族工艺品转向民用，进入普通人家日常生活，始于西方工业革命。之后，1914年，日本趁一战爆发，将大量低质珐琅制品倾销到中国，并带来了“搪瓷”这一从日语转化而来的词汇。由于是舶来品，搪瓷在民间一度被称为洋瓷。又因为用途不同，命名上出现分野，工艺品仍叫珐琅，日用品则称搪瓷。

搪瓷在中国的普及最初也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富裕之家到寻常百姓的转化过程。民国早期，只有城市里少数有钱家庭才用得上搪瓷器具。某种程度上，它堪称那个年代的奢侈品，装饰着一个家庭的体面生活。

大户家庭出身的作家张爱玲就曾用网兜提着“洋瓷盖碗”去菜市场买豆腐，张恨水熬夜写《金粉世家》时，陪伴他的也常是炉子上咕咕作响的搪瓷茶壶。

1949年后，国家大力发展搪瓷产业，上海一些搪瓷厂内迁支援长春、兰州、开封等地。1956年轻工业部研究制定搪瓷制品标准，开启了日用搪瓷“家家有，人人用”的序幕——从部队到工厂到农村，从茶杯、碗盘、面盆到痰盂、尿盆，搪瓷制品无处不在；上至国家领袖，下到平民百姓，搪瓷面前没有高低贵贱。

谢党伟对搪瓷的初印象源于一只普通的搪瓷小碗，白净素坯上是手撒的星星点点。那是他那代人的童年集体记忆——外婆、奶奶总是用这样一只碗喂孙辈喝粥。

受邀参加搪瓷百年展的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对搪瓷也有很深的情结，他记得小时掉落过一只搪瓷碗，换来妈妈的一记巴掌——“这么好的东西被你打坏了！”长大后，周禹鹏离开上海随知青下乡，随身携带的则是“最时兴”的搪瓷茶缸、搪瓷碗、搪瓷表。

展区一楼，有一个露出点点锈迹的搪瓷面盆。白底，深肚，内圈绘制十朵牡丹花，卷边一圈绿色的瓷釉部分剥落，盆底略微发黑，硕大的红色“奖”字却清晰可辨。这是1962年长春搪瓷厂发给年度优秀宣传员的奖品。

“ 

那个物质稀缺的年代，搪瓷用具常被当作“奖品”或“礼品”。年轻工人进厂，获赠搪瓷杯；当选“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捧回的也多是印着“奖”字和单位名称的搪瓷杯、搪瓷面盆；退休时，“老寿星面盆”则是发给老员工的纪念品标配。

”

谢党伟夺冠喷花比赛的奖品，就是一个口径10厘米的搪瓷杯子，上面写着“上海轻工技能比赛”及一个大大的“1”，他舍不得用，赠给了外婆。

在很长一段时间，搪瓷制品还是年轻人婚礼上的“硬件”。谢党伟记得，国画家穆益林曾为久新搪瓷厂设计了一套主题为万紫千红、花好月圆、芙蓉鸳鸯、竹编牡丹、金钱牡丹五朵金花的小配套描金系列产品，卖得最为紧俏，须凭结婚证明才可购买。一套定价122元，包括2个面盆、2个杯子、2个痰盂，月工资约40元的上海普通工人得省吃俭用上半年。饶是如此，“我们厂的职工结婚，也只能买二等品”。

如同粮米油盐，日用搪瓷的涨幅牵动消费者的心，对国民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986年，《价格月刊》刊载了《全国部分城市日用搪瓷制品价格执行情况》，针对前一年年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与沈阳、西安、武汉等省会城市的搪瓷面盆、口杯、杂件的价格浮动情况做了详细数据统计。

1980年代，轻工业部还在重庆硅酸盐研究所成立搪瓷职工大学，这所学校在6年后迎来了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电视台的专题片拍摄组，还被重庆市科委鉴定为出科研成果最早、最多的职工大学。

搪瓷背后的厚重历史

因为深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1949年后搪瓷制品一度被广泛用于政治宣传，上面印着领袖头像、各种各样的革命口号及运动语录。

先是抗美援朝慰问杯。白底红字、天蓝色滚边，毕加索的鸽子飞在天安门上空，上书“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献给最可爱的人”等字样。谢党伟印象很深，那时上海的国营搪瓷厂“大概生产了72万件这样的杯子，由中央慰问团带给前线战士，人手一个”。

“上山下乡”时期，知青行李里多半装着一个由本地革命委员会分发的搪瓷杯，还是白底红字，写着“赠给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口号。

1963年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搪瓷杯上的文字随即变成了“做红色螺丝钉”、“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十年“文革”，印着毛主席语录的搪瓷杯随处可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些杯子除了零售，还被厂家批量采购用于员工表彰。“我的师父跟我讲，只要新语录一出，车间里就会马上组织工人喷花、烧制，连夜包装出厂。”谢党伟指着六七个大小不同、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搪瓷杯说。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夕，中央慰问团向上海一、三、六、七搪瓷厂联合定制了97万件以天安门为背景的搪瓷杯，杯身上写着“自卫还击，保家卫国，胜利纪念”、“来者必歼”等宣传语。

搪瓷制品被当作政治宣传载体，素有传统。中国搪瓷工业的崛起最初其实也是源于抵制日货。“五四”运动期间，来自日本的搪瓷器皿受到冲击，相应地，铸丰、益丰、中华等一些民族搪瓷企业相继创立。

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益丰搪瓷厂自发特制喷有“勿忘五卅”、“一片冰心盟白水，满腔热血矢丹青”的纪念脸盆，市民竞相争购。与之相对，日本在华搪瓷厂渐次倒闭。

“ 

谢党伟的收藏里，有不少承载特殊年代政治印记的搪瓷。他有一件珍贵的民国搪瓷藏品，没有展出。那是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青天白日中国国民党党徽，反面印着青底白字的“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日”。1948年“双十节”，尽管败局初定，国民党却不忘向久新搪瓷厂订购“国庆”纪念品。这块国民党党徽安然度过“文革”岁月，至今毫无损坏痕迹。

”

1970年代，谢党伟初到久新时，搪瓷日用品上的政治色彩有所淡化。他最常喷的图案是花、叶、鱼、船，不再是口号、语录、伟人头像。他琢磨喷牡丹花要内深外淡，喷城隍庙九曲桥得走直线，甚至为一条鱼调配出深浅不一的6种灰色，准备6支喷枪，渐次上色。

但在精神上，搪瓷仍是民族自强的信心来源。比如80年代流行的印有牡丹花图案的脸盆，是在民国开发的“柿形”脸盆基础上，中国搪瓷工人首次自行升级的工业设计——为矮墩扁平的造型加入弧度使之更加流畅优美。出于自豪感，人们称之为“36厘米双搪得胜式脸盆”。

除了是国家出口创汇的项目，搪瓷产品曾经还被当做国礼。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结束，获赠一套上海搪瓷三厂生产的熊猫图样汤盆，并将其陈列于白宫。1977年，上海搪瓷一厂在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下榻的宾馆里制作了裙板式彩色浴缸。

改革开放后，久新搪瓷厂被列为外宾接待单位，样品室来过多位外国领导人。临别时，厂里会送欧美元首一对搪瓷咖啡杯，送伊斯兰领袖一套搪瓷茶杯——都是一等一的精品。

1999年，谢党伟接待了美国搪瓷协会创始人伍德饶·卡本特，这位93岁高龄的美国客人当场画了一个圣诞快乐的盘子，随即烧制成搪瓷盘。如今这个盘子属于谢党伟的珍藏。

搪瓷的式微，谢党伟认为跟不锈钢、铝合金和塑料制品的崛起有关——它们价格更低廉，形态更丰富简约。如今，中国搪瓷协会登记在册的搪瓷民营工厂仅剩百余家，其中做日用搪瓷的只有20多家，80%销售到国外。

虽然在城市家庭逐渐销声匿迹，但在某些农村和兵团，搪瓷仍大量存在。2013年，新疆学者邬建华走访多个新疆兵团家庭发现，一半家庭还在用搪瓷杯喝水，捧搪瓷碗吃饭，在搪瓷盆里洗脸，另一半家庭用搪瓷杯漱口，用搪瓷碗盛杂物或者种花——搪瓷曾陪伴他们走过炮火纷飞的年代，如今又成为兵团生活和审美文化的一部分。

一个时代的结束

谢党伟一直清楚地记着一个时间——2002年9月21日。那天，他把久新搪瓷厂生产的最后一批产品送上集装箱，靠在炉窑边哭了一个半小时。

2000年前后，上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由于搪瓷产业整体下行，加上生产过程难以避免地产生污染，轻工业局要求国营搪瓷厂停产关闭，久新是坚持到最后的一家。

算下来，谢党伟在这家工厂已待了近30年。1973年，18岁的谢党伟进入上海搪瓷六厂（即久新）技术学校半工半读，在制坯、搪烧、喷花等车间轮岗学习，两年后分配至这家已有43年历史的工厂的喷花车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研习，谢党伟和副手每天能喷420个面盆，远远超过车间两人一天喷240个的平均定额。1979年，他被评为上海首届新长征突击手，受邀去外滩乘游轮，到工人文化宫演讲，“真是火了一把”。

此后，谢党伟历任团委书记、组织科科长、喷花车间主任、厂长助理。1994年，久新厂搬迁至浦东两个足球场大小的新厂房，引进了先进技术、生产线和污水处理设施，谢党伟也开始了管理全厂1600多号人的厂长生涯。

鼎盛时期，外销订单源源而来。做厨房用具，做大型浴缸，也做大型平板。“那时候很兴奋，什么都敢做，只要来单子都敢接。”谢党伟回忆起好的年景，厂里月均能装50个集装箱，年均产值1.6亿元，最高的一年做到了2.2亿元。

久新搪瓷厂关闭后，轻工业局安排谢党伟去其他行业的国营厂做厂长，他拒绝了，并撂下一句话：“我不做旧体制的殉葬品”。卸任后，谢党伟拉上久新的十多个技术人员，去彼时距离上海市区两三个小时车程的南汇区中港村开办私营搪瓷厂。

谢贤去过两次南汇，印象深刻的，一是路途遥远，另外就是父亲“完全不像一个厂长该有的样子”的穿着——一件打着补丁、内里棉毛外翻的厚外套，裤子鞋子也灰扑扑的。一看父亲的办公室，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桌子，而他的卧室是一间位于阁楼、5平方米的小黑屋，床边沿堆满搪瓷制品。

内外因素叠加，坚持了快一年，谢党伟的搪瓷创业以失败告终。从不会唱歌的他学会了一首歌——《爱拼才会赢》，唱着唱着就流眼泪。消沉了一段时间，谢党伟决意转行，但搪瓷仍是生活的重心——从此专注于搪瓷收藏。十多年下来，他共收藏了2600余件搪瓷制品，涵盖日用品、工业品和工艺品。

此次谢党伟圆梦，离不开妻子史惠娟和儿子谢贤的支持。

2014年，从事房地产开发多年的史惠娟萌生了一个想法：打造一处文化会所，既作为和好友们喝茶、看书、聊天的固定空间，又能举办一些公益性的文化分享活动。

之后，她买下嘉定八分园这处完成历史使命的小区售楼地盘，邀请专业团队改造、设计。此时谢党伟内心也涌现一个清晰而强烈的念头——举办一次百年搪瓷展。那年元旦，他尝试在新浪微博上发起搪瓷老产品展示与转发活动，网友们的反响出乎意料地好：至今有332万人次阅读分享，底下跟着10000多条评论。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要做这件事。

于是，一番商议后，妻子负责提供场地，27岁的儿子负责策展，谢党伟负责展示藏品和实现心愿。

从生产到收藏

没转行前，谢党伟就有意识购买自家厂产品，也买兄弟工厂的新品、精品。转行了，他就趁着周末到古玩市场、旧货市场淘老搪瓷物件，每淘到一个特别开心，回家就把它仔细洗净，用心包装。

除了买，他还有一个法子，就是“讨”。谢党伟每次出门，背包里都要放上一沓塑料袋，“万一人家有搪瓷愿意给我呢”。去朋友家做客，谢党伟不径直走到客厅，而是第一时间拐入厨房，“先看看里头有没有搪瓷”。

也全不是白讨。如果提前知道某位老同志家里有搪瓷藏品，谢党伟会估算好价格，提上相应价值的礼品去换。如果搪瓷品在外省市，他就写信索取，家里时常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邮包。出国公干或旅游，谢党伟最爱去文化集市、古玩市场，淘淘当地特色的搪瓷品。

孤身奔波于搪瓷收藏之路，谢党伟的一大感受是：“大家都觉得搪瓷太低微，太常见了。像1980年代时兴的结婚套装一共122块。景泰蓝要一千多块多块，陶瓷要六七百块，可搪瓷才百来块出头，这里面能有什么东西啊。”

他对一位画家的话一直耿耿于怀。那天，画家朋友到家里做客，看到堆叠遍屋的搪瓷，脱口而出：“谢党伟，你收藏这些破铁皮，有空！”

“有空”翻译成上海话就是“介空”，是贬义词。“他是说我闲得发慌，没事儿做！”提起这茬时，谢党伟正拿着一个全国限量生产22个的紫色繁花搪瓷面盆，平和语气里陡然夹杂些许愤然，一双笑眯眯的眼睛也不由得瞪大了。

亲历搪瓷强势入侵生活，妻子史惠娟一度难以容忍。她热爱旅游，旅程结束总会挑一个纪念品，放在卧室的橱柜里增添艺术气息。这难免要跟丈夫的搪瓷收藏品争夺空间战。

她劝说谢党伟调整收藏类别，比如玉石、景泰蓝等市场认可的艺术与商业价值更高的物件，但这类谈话往往像一场独角戏，谢党伟反应寥寥。“他跨不出这步，想的念的就只有搪瓷而已。”史惠娟对《博客天下》说。

儿子谢贤曾一度觉得父亲的爱好不可理喻，但考虑到自己依然保有一方未被搪瓷侵占的独立空间，他也并不反感——直至这次采访，谢贤才知道自己房间的床底下，父亲也偷偷存放了许多搪瓷藏品。

本科毕业，谢贤前往意大利米兰修读品牌与奢侈品管理。学习之余，他辗转去到欧洲各国旅游，带着父亲嘱托的唯一任务——收集当地好看的好玩的搪瓷制品。他看到蕴含欧洲古老手艺的搪瓷物件，也接触到融合新潮元素的搪瓷设计，对搪瓷的好感慢慢滋生。

真正颠覆他对搪瓷的认知，是2013年春天的一次出游。谢贤和女朋友高欢欢一同去捷克首都布拉格旅行，正好遇上复活节集市。马路两旁的小摊位一个接一个，除了手绘着城市、动物或卡通图案的搪瓷碗、盘、杯，手工艺人还把搪瓷做成发卡、耳环、胸针、吊坠，不一定特别精致，但复古又好玩。

他突然意识到，搪瓷不需要大红大紫，不需要口号式的贴花，它们完全可以做到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活泼趣味的样式，“突然发觉搪瓷这东西真的蛮好玩的，记到心里面去了”。

在国外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搪瓷，也给了谢党伟与儿子一起重振搪瓷事业很大的信心。他去过美国家庭，发现他们用的搪瓷“是一流制品”，器形、颜色都与国内不同，充满现代感的设计，符合人们的审美。

2015年上半年他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世界搪瓷大会，现场有老工匠敲敲打打，为搪瓷挂坠手绘釉彩，小小一个开价50欧元，买的人居然不少。

传承

八分园三楼展区中央，一个高大的四方体装置引人注目。外层套着一个圆形镂空的正方形厚纸板，两块双面玻璃呈“十字形”交叉，东南西北依次摆设的不同主题的搪瓷品，既呈现在参观者面前，又映衬于两侧玻璃中。

“这是伊斯兰风情花纹，这些搪瓷品欧洲人很喜欢，还有我们传统的牡丹花系列。”绕装置一圈转到南面展示区域时，谢党伟会暂停几秒，用一种尽量低调的语气向参观者介绍，“这些是我儿子他们用了一年制作的几款作品。”

展出的搪瓷产品包括“收获”、“流淌的世界”和“The Thread”三种主题。最小的牛奶杯139元，8寸盘子429元，最大号茶叶罐599元，不仅在外观突破了传统，谢贤创立的“玖申”也一改搪瓷往昔的低廉定价。

“我们在微店、良仓网站和一些线下买手店都卖得不错。”负责品牌管理和产品定价的臧洁雯告诉《博客天下》。加上礼盒形式的批量销售与定制设计的单子，“原本打算亏两年”的玖申，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现金流转正。

2014年夏天，谢贤和高欢欢相继回国，一个在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教书，一个先后在快时尚公司和设计师工作室工作。两个人一直想要做一些跟设计、创意相关的事情，一年后他们正式向谢党伟提出“做搪瓷”的想法。

“他们问我能不能做，我说搪瓷一定能做。”看到年青一代对搪瓷有兴趣，谢党伟非常高兴，愿尽全力支持，却也谨慎、担忧。他们一起分析搪瓷的前景，对比国内外搪瓷情况，讨论当前行业问题，最后统一认识：坚决不做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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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牌取名“玖申”，蕴含着对上世纪久新搪瓷厂的缅怀与传承。2015年暑假，谢党伟带着儿子儿媳赶赴浙江、山东、广东等地的日用搪瓷厂实地考察。

“你带我们去看最好的搪瓷工厂，我们就想做出最好质量的搪瓷。”谢贤告诉父亲。他们来到浙江安吉的一家搪瓷厂，铁皮、釉料、花纸都从日本进口，曾为无印良品做过订单，员工接受过美国设计师的配料、涂抹培训。

那是谢贤第一次完整目睹搪瓷制品的制作过程。一只普通的搪瓷罐子至少要经过20道以上工序——制坯，酸洗，制釉，涂搪，晾干，烧制，贴花，再烧制，晾晒。尽管铁皮可由大型器械自动压制成不同器形，但涂搪、贴花都带着工人手作的温度。

谢贤向厂长展示产品设计图，有带棱角的锥体的，有碗状双层中空的……厂长皱着眉，看一个，拿起笔打上一个“×”。谢贤心里一凉，“来之前没有想到，搪瓷受技术限制这么多”。

只能请工人们为仅剩的几款产品打样。作为高欢欢的大学室友，臧洁雯是被样品打动的，“和我小时候用的土土的搪瓷碗不一样”。之后她辞去服装公司商品企划一职，成为“玖申”第三位核心创始人。

浙江安吉的这家搪瓷厂主做外销，单品订单多是几万件起。玖申的单品只有几百上千的量，起初对方不乐意接这么小的单子。关键时刻，谢党伟的面子和昔日江湖地位起了作用。

“收获”系列验货时，谢贤和高欢欢在安吉待了3天，“干了一件让贴花工人彻底烦我们的事”——死守贴花工序，将300多个贴歪、有气泡、接线不齐的杯、盘扔到水里泡花，然后刷子与手并用地撕掉花纸，晾干了再让工人重新贴。

这一系列反响不错，中年群体、年轻人都能接受。谢党伟提到，他的一位姓赵的年轻朋友买了牛奶杯，发现本来不爱喝水的儿子喝水频率明显增加，特意发来微信表示感谢。

搪瓷协会、轻工业协会里的老一辈搪瓷人，对年轻人的创新很是认可，他们也是“玖申”背后提供技术和工艺支持的强大“亲友团”，公开场合或私下碰面，都称谢贤等为“搪瓷二代”。

筹备多年的中国搪瓷百年展顺利开幕，谢党伟心中总算放下一块大石头，但新计划又酝酿而生——过几个月，他想再办一个小型的国外精品搪瓷展。作为总顾问，他还关心“玖申”的下一步战略。“研发投入还要加大，既然做了就要抢在前面，不能被赶超。”他哑着嗓子叮嘱儿辈。

谢贤点点头。他已为“玖申”绘好蓝图：从一张餐盘做起，逐渐扩大品类最终打造成一个家品牌。年轻人的野心不囿于搪瓷，他试图把伴随着自己成长记忆的日用搪瓷，重新拉回人们的视线，为父亲，也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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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吴婷

年龄：32岁

身份：嘉宾传媒CEO

文 ✎ 施展萍

编辑 ✎ 徐臻

我做过主持人、制片人，一直到创业，十年了，基本长在这个行业里。

2013年，我读长江商学院EMBA，那段经历为我的知识结构和朋友圈带来一些改变。读书期间，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按理说，进商学院的都是成功人士，但从上学到毕业期间，我们班有近一半同学改变了职业。有人二度创业，有人曾是公司高管，辞职出来创业，还有从体制内去体制外创业的。

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最初我只是想做一档视频节目。但在做的过程中，自己认可它，希望它做得更好，需要资金支持。而当有投资人找你时，你就要想好逻辑，到底要做成什么样子？能够在多长时间内达到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其实所有企业都一样，要在这些变化中不断突破。

2016年4月20日，我创立“嘉宾传媒”，致力于打造商业内容的传输体系。目前，这个体系下有视频节目《我有嘉宾》、音频节目《创业不能说的秘密》和标杆企业深度访学品牌“嘉宾派”。

内容创业不像O2O，O2O必须一家独大才能实现赢者通吃。内容创业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我常拿马东作参照物，我们都是做内容的，拥有这个共同属性，但我们各做各的，面对的细分人群不同，因此不存在竞争。同样的，吴晓波的存在也不会影响吴婷的存在。

“给时间以生命、给专注以价值、为反思唱赞歌、做船头瞭望者。”这是我们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我们连接的所有企业一定都是在创造价值、被大家所认可的。某些企业也许很红，自带流量，但我们不会去采访他们，因为我们不认可他们的价值观。

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这也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深挖产业、激荡灵感、促成反思。

《我有嘉宾》节目的第一期嘉宾是科大讯飞的董事长刘庆峰，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嘉宾。他在一个行业内做了17年，专注于研究底层技术，这就是给时间以生命。

目前，这些视频节目的时长基本在20分钟以内。我是从电视台出来的，在台里，节目编排必须严丝合缝，多出一秒就是播出事故。互联网时代很自由，没有时长限制。但在这个时代，把内容做太长了其实并没有用，不会有人把它看完的。像《十三邀》这样号称反碎片化的节目，其实也剪了无数短视频用于传播，这就是互联网传播不同的地方。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一套做节目的方法论。

我们通常会为每一期视频节目设置2到3条线。一条线相对轻松，一条线冷静、严谨。采访途家CEO罗军，在车里交流时，我们聊美食和女儿，聊创业的终极梦想以及创业过程中一些艰辛的故事。坐下来对谈时，我们聊的是公司层面的问题，比如融资、管理运营、竞争对手、海外战略等等。另外，我们还准备了黑白黄三种卡，卡上是分别来自竞争对手、网友和用户的问题，让他去抽取回答。

多线叙事是为了节目的可看性。有人说短视频是有壁垒的，不那么容易被复制。我认为，长视频更有壁垒。一些内容，尤其是财经内容，如果能用文字表达，为什么要有视频？这一定需要个理由。视频是综合感官的体现，可看性是很重要的，它能满足音频和图文满足不了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应该去做视频。

此外，无论视频或音频节目，我们都强调要讲故事。人类永远是通过讲故事来传承的。

音频节目《创业不能说的秘密》由100个企业家众创而成，它会是100个彻底的、完整的故事。每个企业家要在节目中说一个创业过程中不能说的秘密。这个秘密从没有对任何媒体讲过，讲过之后必需得出方法论。也就是说，它既要有故事，又要有秘密的属性，同时还要有结论。

一位企业老板讲了个故事。他为了挖一位员工，跑到员工丈母娘面前去路演。他没有跟任何媒体讲过这个故事，跟我讲述时，他说得绘声绘色的，充满细节，带有起承转合，符合一个故事的所有要素。最后他还就“如何挖员工”一事得出了结论。

在创业中，有大量这样的故事，它们打动人心，没有很强的时效性，不追求新闻热点。尽管追求热点能让你轻易获得流量和眼球，但我还是想做能够留存更久的东西，我们预设这样的内容有20年的留存期限。

这种“讲故事”的表述方式与目标用户有一定关系。说实话，企业家看视频、听音频的概率很低，他们的方法论更多是从文字当中习得的。此前，我们与平台方有过深入探讨。音频平台的用户多是一线城市的90后，所以我们的目标受众是一线城市的年轻创业者，这些人会是未来的企业家。

我们是专注做内容的公司。实际上，在大部分内容与渠道的分成、谈判上，渠道基本会更强势，除非你是顶端的内容，但这毕竟是极少数。不过，渠道的变化决定的是一些表达方式、传播方式的变化，内容是一样重要的。

所以我把渠道和内容分开看。渠道永远在变，下一个新渠道也许是可穿戴设备或人工智能，表现方式不同了，可能会让内容更细分，但职业素养永远是必要的。我们公司的员工多是从传统媒体出来的，这培养了我们的职业性工作习惯，以及工业化的生产流程。

我最开始创业就是为了自己，我很想做这件事，每做成一点，都会觉得很爽。我和赵普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从央视出来创业，我们在数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会从体制内出来。我说：“脸上有大写的不服。”他说对，就是各种不服、不自由，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想爽一点，能够有更多主观的发挥，这是很有成就感的过程。

离开安徽电视台时，我主持的那档节目是全安徽最火的民生新闻类节目，我去哪儿都可以刷脸，那时候的我不需要知道自己所在的公司是怎么回事，只要把自己管好就行了，让自己漂漂亮亮、知书达理，好好对待业务本身，这就够了，那是很个人英雄主义的。

现在，我的想法彻底转变了，创业为了梦想，也因为责任。要变成为别人服务的人。时间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2016年底这几天，我曾连着三天主持别人家的活动，这让我很崩溃。回到公司，我对同事们说，我再也不接外面的主持了，除非是与我们的业务有紧密联系的。虽然给别人站台也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但我还是要给自己贴上“创始人”的标签，而不是“主持人”。

女性创业者身份有好处，也有一定局限。首先，你要有充足的时间陪孩子，你可能会体力不支，我身体还不错，经常熬夜，但有时会想，如果我是个男的，应该更能熬吧。

马东曾对我说，美女做财经，看似占便宜，实则吃亏，因为不能撒泼打滚，风格不容易建立，需要慢慢被识别。他说得有道理。郎咸平可以很犀利、快言快语，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罗振宇在《逻辑思维》里是聪明、滑头，有点油油的样子，大家也喜欢。但如果是一个女性，这样做就会很招人讨厌。女人可以去努力的方向是比较有限的。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不是那种很豁得出去的主持人，不是那种在舞台上说跳舞就跳舞的类型。但我会在每次采访前花很多天深入地做功课，确保嘉宾说的话我都能接上。我可能属于思考型的主持人。这样的人不太可能一下子爆红，但我的风格就是这样。我让自己做到舒适的状态就好了，这样别人才会觉得舒服。网红是高潮，但我们要的是终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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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韩墨林

这是沈谕最不喜欢串门的一个春节假期，但她正月初四还是去了朋友家相聚。对方是她的高中同学、十年好友，刚从北京回到大连，正抱恙不能出门。

“在哪里工作，有对象了吗？”这是春节期间几乎所有长辈都会问的问题，朋友的母亲也不例外。这也是第一年，沈谕的回答终于让每个人都满意了。

2016年，沈谕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公务员考试，就职于二线城市的政府部门。同年，立业与成家双修正果，她的订婚仪式年前举办，正式婚礼定在2017年。

关上房门，1990年出生的沈谕却再次说起辞职。

沈谕不是她的本名，而是她作品中主角的名字。作品中，乡村少年沈谕从城里来的表妹的讲述中，窥探到未曾想象的一方天地。表妹返城后，把幻想带走了，他却在失落的漩涡中越陷越深。终于有一天，平常的一天，他被一种冲动捕获，想要离开，却只是在村口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生养、囚禁、侵蚀着他的村庄，慢慢度过一生。

高三那年，沈谕靠这篇作品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与自主招生失之交臂后，她顺利考取名校新闻系。之后7年，她重复着《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菲茨·杰拉德的故事，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最后回到往昔岁月。直至有一天，她发觉与自己笔下主人公的身影渐渐重合了。

高中生沈谕在作品中的隐喻被大赛评委一眼看穿：这个孩子没有农村生活经历，但她是在写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向往。

从颁奖台走下来，镁光灯跟随着背影咔嚓咔嚓，太像梦想开始的声音。

在沈谕的奋斗史中，她就是那个不断挣扎的少年，始终扮演着冲决者的角色。可她的所有努力，再也没有击破过校园之外的任何一层束缚，以胜利者而不是逃离者的姿态。

01

沈谕最后一个想要逃离的地方是灰色的机关大楼，在入职后的第7个月。

机关大楼离大海不远，班车行驶时能听见海风长鸣，可大楼里的人际关系，用她的话讲，像淤泥一样难堪。“想到这个就受不了。”

婚礼的请帖在年前就发下去了，没有包括让她很反感的一位领导，这个领导“毫无理由地”指责她的工作。几个同事偷偷告诉她这么做不合适，或者邀请每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人都不要告知——必须像护着玻璃杯一样维护和每个人的关系，即使明知那么做多虚伪。“想要离开的理由就是这个。”沈谕说。至于“待遇低，失去竞争力”，沈谕一点都不在乎。

保留一个“足够清闲的铁饭碗”，同时写点东西，是沈谕说服自己报考公务员的理由，而不是此前时时感受到的来自家乡强大的拉力。父母希望女儿回乡陪伴他们，男友想要早点结婚。在读硕士的最后一年，这样的电话像蚊蝇一样纠缠着她。

更重的筹码，是实习期间所有的激愤和委屈，让沈谕陷入深深的怀疑之中。这个看起来有些草率的判断，彻底把她推落到后来无限的挫败感之中，尽管这份挫败是仅对她一人而言的。

四周涌来的赞誉和顺利成章的成家立业，成为紧紧环绕她的漩涡。房子也买好了，是89平米的二手房，瓷砖地面。沈谕固执地在主卧南侧用地板圈了一个五六平米的区域，当作写作间，并买了一张老榆木的书桌。男友不赞成，说桌板太重，会砸到小孩。男友和未来的婆婆，都已默认那只是将来孩子的玩具区域。

她只剩下自己的坚持了。

从搬进新居开始，男友就兴冲冲地装点着他们未来的小家。每发一个月工资，就购入几件家具。每个周末，沈谕都要和他去家具城挑选，有时觉得温暖，有时又觉得“像在牢笼上多打下一颗钉子”。

生活中唯一符合她的期许的，是“清闲的铁饭碗”的确如约而至，这是她用才华为自己赢取的最后一份礼物。沈谕是办公室里唯一的新人，“他们把工作都推到我身上了”。她的脸上挂着淡淡的不屑，那些工作对她而言，不费吹灰之力。更多的时间，她被人际关系的谜题深深困扰，无所事事的状态又把这种焦躁无限放大。

“如果不走，我就会死在这里了。”进来送水果又旋身离开的朋友母亲，没有听见这句惊心动魄的话。长辈看“别人家的孩子”那种混杂着热切与赞叹的表情，在沈谕的学生时代如影随形，现在她却前所未有地反感它。

02

离而立之年越来越近，沈谕感觉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复杂沉重，也清晰地认识到选择的代价越来越大。

沈谕觉得自己一直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就像冰箱，让人长期保鲜，而难以成熟。实际上，如果不是无法忍受道德感和完美主义的反复炙烤，平行世界里的她或许是另外一种模样。

2016年2月，她决然离开实习两年即将转正的一家机构，以一种远比此刻彻底的姿态，离开了一线城市。

点燃失望的导火索在2015年11月。她把一个喝醉的客户扶上出租车，送回酒店，客户借酒动作不轨，领导拒绝她报警，并向她滔滔不绝地讲述职场的利益与成熟的标准。

她放弃这个至少在毕业后可以短暂栖身的机会，就像扔掉一颗不漂亮的石子。她倾诉过许多看上去无懈可击的理由。但她念念不忘的是写作梦，当时的工作是实现它的一种途径，但她很快发现，这似乎不是她喜欢的。

2015一年，沈谕很多时间都在给朋友写信，倾诉她的迷茫。“我们接受着相对开放的教育，也因此怀抱单纯的憧憬，最终面对的却是一个对理想极其苛刻的社会。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他这样描述看到的世界：天色完全黑了，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遍体鳞伤的汽车和遍体鳞伤的我。我无限悲伤地看着汽车，汽车也无限悲伤地看着我。”

“可是我很害怕，有一天自己会被完全嵌入社会角色的模板之中。假如我有一天再也不愿坦率直言，我的导师和长辈会不会对我说‘这就是成长’？——成熟无疑是我们所缺少的部分，但眺望未来的时候，我却渐渐发现这恐怕也是一个正在逐渐变成借口的词，是为自己的懦弱和放弃寻找一个冠冕一些的解释。这种‘规劝’像接力棒，一代传向一代，谁都意识不到这其中深深的讽刺意味。”

最终，她决定报考公务员。这对她的朋友来说，是“惊讶到宛如核弹的消息”，因为公务员和她看上去是来自阴阳两极的两种事物。

“不用阅历来助推，就只能用空闲来包容，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我总是一个写字的人。”她这么解释。

在人和无力感的对峙中，她曾试着融入眼下的环境。沈谕跟一群同事去吃自助餐时，角落摆着一台钢琴。一个小领导吩咐她“给大家弹一曲”——像命令3岁小孩子的语气，无数干脆的拒绝徘徊在唇齿间，她一声没有吭。上前弹了一段《惊愕》，这首曲子她其实很不熟练，但她记得那旋律是海顿写来讽刺那些俗气、蛮横，却又附庸风雅的贵族观众的。

有掌声在耳畔响起，她站起身回到座位上。

03

27岁的沈谕一直对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冬春的日子》印象深刻。一对才华横溢的画家夫妇，在京城靠着一点点卖画的收入艰难维生，在日复一日似的晨昏里，他们做爱、争吵、疲惫、茫然、绝望……周而复始，最后女主角远走，男主角疯了。

她不断回忆起男主角在街边借酒痛哭的一幕——撕开一切伪装之后，他第一次承认击败自己的还是生活。

这个画面反复叩击她的心。在朋友家留宿时，沈谕说了许多话。临睡前，她说自己最终应该不会辞职，但会继续写下去，人生第三局的成败不会这么早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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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温丽虹

编辑 ✎ 王波

“《中国诗词大会》”、“武亦姝”、“才女”……包含这些关键词的新闻最近大家应该看过了。

16岁高中生武亦姝，满足了一部分人对古代才女几乎所有想象，也让另一部分人做噩梦。有人说她唤醒了高中时期，被语文老师支配的恐惧。

B站有弹幕跳出来表示，和长辈一起看《中国诗词大会》压力也太大了：叔叔阿姨答对题目得夸“有才”，自己答错题目则被长辈质疑“没好好读书”。

长辈聚会不可怕，谁没才艺谁尴尬。

对小孩来说，被爸妈带着参加聚会，压力最大的时刻不是伪装懂事、温顺，而是面对一桌叔叔阿姨起哄，点名让你起来表演节目助兴。

考虑到市面上才艺班飞涨的培训费，训练孩子背诵诗词这事，怎么看都写着“此项才艺训练经济实惠”。

训练孩子背诵足可炫耀的诗词，不为别的，就为让孩子有一技傍身。

背诗词是一些名家的童子功

下决心前，家长往往会想起“背诵全文”带来的童年阴影，孩子这么小就学背诗词，合适吗？

一些知名人士的亲身经历里，背诗是门童子功，并且光背不行，还得吟诵。

著名古诗词学者叶嘉莹幼年时像唱儿歌一样背诵古诗，家里每个长辈都会吟诵。吟诵得根据体会到的情感来，不同人吟诵感觉不同，但一定得按照平仄，否则，把声音读错便吟诵不出来。

启功回忆童年坐在祖父膝上吟诵诗词，认为吟诵时额外产生一层听觉刺激，能让背诵者记得更牢。

别追求诗词量

武亦姝经常被提及一项属性——“诗词量”过2000。听闻此事，家长往往控制不住地让孩子多看多背。但这不可取。

如果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画家木心知道现在有一群人，一提背诗就对诗词量津津乐道，跟背英文单词一样，大概会觉得他们憨笨无比。木心曾明确否认读过《全唐诗》全部四万多首诗，表示“不会傻到乱吞唐诗”。

孩子背诗词，不妨告诉他木心说的三个字：“嘴要刁”。《唐诗三百首》中，木心真喜欢的恐怕不到一百首。

小心，别背到坏诗、坏词

叶嘉莹觉得，现如今年轻人不懂诗词内容、分不清好诗和坏诗，“很多年轻人以为什么花花草草的就都是诗了，这是他们太肤浅，他们没有读过历史，没有读过大量的诗词，看过一两首就以为自己是诗人了，这是不够的”。

为避免炫耀变作死，打油诗和老干部体就先别背了。

根据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可以从作者栏里缩小选择范围：选陶渊明，其诗翻译成法文后，法国人都评价他“伟大”；也可以选屈原和嵇康，木心描述他们为“仅次于上帝的人”；柳永、秦观、李清照、周邦彦、吴文英都行，他们是木心推崇的正宗行家。

给孩子构建背诗词的愿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想要训练孩子背诵诗词、愿意在合家欢聚时表现自己，可以告诉他们背诗词的好处。

注意，如果你说辞无聊空洞，将成功掐死孩子背诗词的意愿。

有效引导，就像《垫底辣妹》里补习班老师鼓励学渣女主角那样，考上高等学府庆应大学，等于进入一所到处都是帅哥的大学。

为了让孩子掌握背诗词技能，有时可以势利点。

不喜欢古诗词的小孩，可以这样和他们说：春节想讨到更多红包吗？想得到爷爷奶奶更多关注吗？学背诗词吧！想快速伪装学霸吗？学背诗吧！

青春期的孩子，可以告诉他会背诗的孩子更讨男孩子/女孩子喜欢。

如果孩子热爱诗词，甚至随时有冲动作诗一首，可以告诉他背诗是作诗的基础。叶嘉莹回忆自己10岁左右就能作诗，还不是勉强去作。原因是：背得多，造成诗的格调、声律印在脑里，取用自如。

关于背诗的自我辩护

相比培训孩子，家长如何让自己心安理得更令人头疼。

不督促孩子背诗，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背诗，又怕背上“填鸭式教育”标签。

其实，你可能只是还没找到背诗词的终极奥义。

诗有什么用？“没有什么作用”，这是梁文道说的，又说诗无用但美好。

台湾诗人、画家蒋勋在《一个读诗的下午》中分析，诗词是另一人的生命历程，杜甫的、苏东坡的、柳永的性格和生命轨迹都在里面。

根据他的分析，你的小孩长大成人，出门工作。某天挤地铁下班回家，他不思考“今晚吃啥”，而想着“我希望成为怎样的人”、“我要怎样的生命”，诗词就能给他一个模糊的答案，诗词已经告诉你，怎样性格的人物对应怎样的结局，就在读过的各种生命里选择一条，走下去。

知道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父母为何热衷让我们背大量诗词了——追求美、探寻生命可能性，原本就是人类的本性啊！

认为父母让背诗是为了炫耀或实现其它实际功用，这类熊孩子太不懂事了。

叶嘉莹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对青年人不能理解诗的真正作用表示过不满：“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功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

其实，经过此番心理建设、背诵训练，你家孩子仍有可能复刻不了别家孩子背诗词的模样。

如果聚会时被点起来表演背诗怎么办？

狄更斯说过，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冷静沉着。深呼吸，假装没听到。即使冷场，一分钟的静默就当作一场令人晕眩的交响乐。

武亦姝母校语文教师王希明说得对，如果所有小孩都成为武亦姝，将很可怕。

如果你用了这份攻略，孩子诗词量还是没上两千、无法成为才子才女，完全只是因为人应该活成各自的样子。

绝非这份攻略不管用呀。

【参考资料】

《文学回忆录》，木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脉诗心：叶嘉莹谈古典诗词》，搜狐读书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4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2035人参与）显示，逾七成受访者认为，儿时背诵的古诗文至今受用。

受访者印象深刻的古诗词有：《登鹳雀楼》(62.7%)、《静夜思》(55.2%)、《长歌行》(49.5%)、《悯农》(48.6%)、《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47.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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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旻旻

编辑 ✎ 方奕晗

玄幻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从原著面世到被改编成“电视剧”用了将近9年。现在，它终于在原著粉的千呼万唤中，以“开年大剧”的身段登陆卫视和互联网平台。

这是一个自带“大热”体质的IP。2008年，原作在晋江文学网一炮而红，2009年首次出版，之后实体书销量500万余册，在线阅读点击数10亿次。

或许是跨屏带来了“水土不服”，根据央视-索福瑞的数据，播出第三天，《三生三世》的收视率还不到0.6%，播出9天后才终于勉强站上1%——电视剧圈会拿1%的收视率作为一个杠，几大卫视频道黄金时段播的戏如果都没过1%，差不多就意味着哑炮了。

反而是在互联网上，《三生三世》似乎一下子找回了曾经的风光——开播三周，播放量超过100亿，在微博上也是没有争议的话题级新剧。

网络才是玄幻的主场。

爱之深，责之切。原著党看剧、看戏，永远带着一种被背叛，甚至被亵渎的愤怒。故事早已不是书里的故事，更别提虚构的角色一旦对应到某张具体的脸上，总不会尽如人意。即使像《哈利·波特》和《权力的游戏》这样制作精致的国外大片，从头到尾，也难得到原著党的高分认同。

中国的玄幻改编还要更惨些——原著粉不是“不认识”，而是根本不敢认。电视剧编剧的“黄金档”套路太深，原本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姿态各异的玄幻故事，终究难逃“小白兔”或“玛丽苏”的命运，变成“既像这个又像那个”的大路货。

《三生三世》的故事原本符合每一个“中二”少女的口味：男主人公夜华身世显赫，是天庭的王位继承者，他法力无边，背后靠着有权势的爷爷奶奶，更重要的是，对爱情有着现实中几乎不可能的专一。女主角白浅，不仅有娘家这个大靠山，还是地位崇高、天地间颜值无双的“上神”，辈分小一些的神仙，都要敬她一声“姑姑”。

这不是王子爱上灰姑娘的故事，这是王子爱上王子的故事。

但一搬上荧幕，味道就变了。

小说里的女主角，明明是个洒脱的神仙，到了电视剧里，瞬间成了一张人人都能欺负的苦瓜脸。

“虐心”的戏码也被强行放大。原作里女主角很快就结束了转世后在“天庭”备受欺辱的命运，一举跳下“诛仙台”，结束了这一世“凡人”的命运，变回神仙。但电视剧里，女主角白浅跳下诛仙台，剧集已经演完将近一半。

以至于观众都看不下去了，在微博上喊话杨幂“赶紧跳诛仙台”。网友吐槽说：再不跳就要开学了。

《走向共和》、《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的导演张黎是这样拆解玄幻作品的：“玄幻武侠、过关打怪，有两个母本，一个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一个就是《权力的游戏》。文字母本大部分超不过金庸，玄幻文字不系统的，因为是网络连载，想到哪里就写到哪。但是它给读者带来了什么呢？HIGH！就像每天每周吃一个好东西……这种题材符合网剧，跟观看习惯有关系，它会非常爽，因为游戏感强。”

玄幻IP向来擅长造星——人设近乎极致，好人浑身是宝，坏蛋一无是处。仙衣飘飘、法力无边，自带光环的角色几乎满足了少女对异性和爱情的全部想象。霸道总裁有什么用，玄幻里的男主角厉害到根本不需要钱。多年栖身二线的李易峰凭借《古剑奇谭》，瞬间成为最具人气的男明星，也带动了后来的《青云志》未播先热。

女主角也一样可以轻松圈粉，杨幂自己就从古装玄幻剧里尝到过甜头。2009年播出的《仙剑奇侠传三》已经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演员胡歌、刘亦菲、霍建华、杨幂、唐嫣、刘诗诗，今天都已经成为自带流量的咖。

女孩子们更是看一部剧换一个老公。连《三生三世》里一开始被骂“扮相丑破天际”“黑山老妖”的男主角赵又廷，也在电视剧播出几天后，凭借完美人设，成功地让一大群人“黑转粉”。

有粉丝就有经济效益。万众瞩目之下，制作方看中的是“轻松卖钱”。

每一个最后变成电视剧的IP，都已经被读者用真金白银验证过成色——这个故事是有市场的。改编被市场证明过的东西，可能不会大热，但至少不会出错。

玄幻如此叫座，又充满想象，以至于连一向被看作“历史正剧”良心导演的张黎，也在2016年宣布要拍两部玄幻IP剧。一部改编自丁墨的穿越言情小说《江山不悔》，还有一部是天蚕土豆的玄幻武侠小说《武动乾坤》。《武动乾坤》已经开拍，男主角是电影版《三生三世》里夜华的扮演者、人气小生杨洋。

有网友期待：就指望黎叔来救救玄幻剧的制作水平了。也有网友看衰：黎叔会砸了自己的招牌。

但叫座容易叫好难，玄幻IP并不是拯救收视率的万能灵药。专业分析认为，2016年，全年的电视剧表现平平，只有《芈月传》一部收视率突破2%。备受关注的玄幻大IP《幻城》、《九州天空城》同样没掀起什么大动静。

除了失去“原著党”，过于依赖讨好年轻人、不接地气，玄幻IP在一些中老年观众那里也受到冷遇。反感套路化的剧情之外，观众更不能忍受的是被粗糙的“特效”挑战自己的智商和审美底线。《花千骨》里的那只体型庞大的怪兽，被网友指出就是拷贝了奥特曼里10大怪兽排行榜第九位的——安培拉星人。

今天的观众，不是没有看过好玄幻。1986年，中央电视台的开年大戏也是一个经典的玄幻IP——《西游记》。30年前的这部玄幻大戏，毫无争议地获得一致好评。这种影响延续至今，31年后的2017年，你还是能时常在寒暑假时段的央视少儿频道看到它。

经过30多年古装神话剧的“教育”，如今，人们对服装、化妆、道具的要求，不是一堆塑料制品就能轻易满足。随便一个看电视的人，看到萦绕在仙山上的干冰特效，看到人物运动轨迹不符合物理定律，都会吐槽说“剧组没钱了吧”。

这代被《哈利·波特》、《指环王》和《权力的游戏》喂养起来的年轻人，对剧情的要求，恐怕再也不是几个神仙穿着古装谈谈恋爱这么简单。

好在，即使是连三流文学都算不上的网络玄幻，也还是能找到它的观众，就像我们每个人年轻时都想看点奇迹——想看看拥有超能力的人如何上天入地，又是如何被生活击败、再站起来，还有，仙人们是如何被爱困扰的。

即使骂声一片，即使只是一部包着“神技能”外壳的总裁剧、言情戏。

毕竟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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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难民危机、黑天鹅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压力让人明白，自己不是“小时代”中的天之骄子，生活中的肉搏不比电影中少，人们希望有人来解决问题，而不止是风花雪月和小清新。而硬汉也早就不仅仅用外表来定义了，他们需要更聪明、更年轻、更活泼、更高科技、更能应对新挑战。

文 ✎ 徐欧露

编辑 ✎ 方奕晗

美国老牌动作明星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再次出演一部硬汉影片——《坚不可摧》。影片根据美国军人特拉维斯·米尔斯的回忆录改编，他在战争中失去四肢，却依然意志坚强、勇于奋斗。只是这次，史泰龙不再是主角，他扮演了米尔斯的岳父。

这可是位强壮的“岳父”。史泰龙已经70岁了，手臂仍然血脉暴起。他代表着好莱坞长久以来的一种审美——肌肉健美、身形魁梧、坚毅硬朗、不苟言笑。下垂的眼角、运动不自如的左脸肌肉、低沉且含糊不清的发音是史泰龙的另一个标志，这是出生时使用产钳导致面部神经麻痹造成的，一度成为他进军演艺圈的巨大阻碍。

他试拍儿童牙膏广告，被呵斥“笑那么凶干吗？难道要吓坏电视机前的孩子？”转身来到需要粗汉子的剧组，还是被退回来，理由是，粗鲁也要有个限度。为了维持生计，他给动物园清理过狮子窝，帮人钓过鱼，为了省钱曾穿着衣服洗澡。

25岁那年，史泰龙第一次登上大银幕，扮演一个一句台词也没有的劫匪，跟他演对手戏的是大导演伍迪·艾伦。这个路人甲的角色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转机。

直到他在一间破汽车旅馆里，看到一场直播拳击赛，由拳王阿里对阵名不见经传的查克威普勒，后者竟然在铁拳下支撑了15个回合。史泰龙突然找到灵感，只用两天就完成了剧本《洛奇》：一名叫作洛奇的出身卑微的业余拳击手，在偶然的机会下跟世界拳王对抗，一战成名。一个地道的美国梦。

“就像我在路上说的，过去我是爱打架，但现在不是了，我只想证明我不是一个蹩脚货。”史泰龙借洛奇之口说。这部只用了两个月、100多万美元拍摄的小成本电影，引起空前的轰动，最终收获2.25亿美元票房。

电影学者史蒂文·杰伊·施奈德主编的《有生之年非看不可的1001部电影》中写道，“《洛奇》这部电影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肯定了荣誉和勇气的价值，而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电影中，荣誉和勇气常常会遭到质疑。……《洛奇》好比一部平民传记，记录了一群身份卑微的小人物——在辛苦劳作良久之后，最终获得大丰收。”

不服输在随后的《第一滴血》中发扬光大。他扮演的退伍军人兰博返回美国后，发现自己已经被民众抛弃，进而反击。那种宁死不屈的阳刚所代表的高睾丸酮水平，激发着80年代解放的欲望。观众爱死了这个话不多、坚毅不屈、怎么折磨都死不了的兰博。他被选为全球100大电影明星和最顶尖的20名动作明星。

被拍成系列电影的《洛奇》和《第一滴血》为好莱坞带来起码20亿美元的票房收益。《洛奇6》中，史泰龙扮演已经退役的洛奇。他对儿子说的一段话，成了角色和他自身的写照，“这世界并不全是阳光和彩虹，这是个十分卑鄙肮脏的地方。只要你允许，它会永久性地把你打得跪在地上。你、我、没有人，能打得比生活还重，但重要的并不是你能打多重，而是你能承受多重，并且坚持向前，这样才叫胜利。”

“坚持前进”在90年代遇到打击。他多次尝试转型，拓宽戏路，却没人对—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史泰龙感兴趣。回归动作片后，他继续在《特警判官》《警察帝国》《炸弹专家》中塑造一系列英雄形象，却始终没能再得到好评。

再次走到聚光灯的中央，他已经是《敢死队》里的队长巴尼。这部云集杰森·斯坦森、李连杰、道夫·龙格尔等多名顶级动作明星的系列电影，同以往的英雄主义大片并无二致——善恶分明，简单粗暴。史泰龙举着12.7mm口径的重型枪械，和年龄加起来超过400岁的迟暮英雄们从头打到尾。

在被记者问到“你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太老了，拍不动电影了”时，史泰龙回答：“当我哪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的屁股掉在床底下的时候吧。不过，我告诉你，我们自己只是得了关节炎的小朋友而已，我们永远年轻！”

这部被寄予厚望的电影最终在2010年获得2.7亿美元的票房。但考虑到演员阵容，这远谈不上战绩可观。

滑坡没有结束。2013年，史泰龙主演的《赤警威龙》和另一位硬汉明星施瓦辛格主演的《背水一战》，合计只收获2150万美元的美国国内票房，而这两部影片的总成本高达1亿美元。“是时候承认，这两位定义了80年代动作影片的硬汉，都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电影巨星了。”一篇影评写道。

重金属、近身肉搏、哈雷机车已经远去，曾经在腥风血雨中横刀立马的“老家伙”似乎败给了“小鲜肉”。生活无忧让影视剧的主角成了纯粹的审美满足。电影《老炮儿》里，“老家伙”们动作迟缓地穿越火线，但是雄性荷尔蒙真的就此衰退吗？

可能并没有，相反，对于硬汉的新的心理需求正在悄悄彰显。2016年2月，《英雄本色》在韩国再次上映。无论是《湄公河行动》的张涵予、彭于晏，《鬼吹灯》里的陈坤，还是《血战钢锯岭》里的军医戴斯蒙德·道斯，都在获得比期待更多的关注和赞扬。和史泰龙这样的老牌硬汉相比，他们没有坚硬的咬肌、隆起的筋肉，甚至一反常态，有张漂亮脸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身正气，救人于水火。

“经济下行”、难民危机、黑天鹅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压力让人明白，自己不是“小时代”中的天之骄子，生活中的肉搏不比电影中少，人们希望有人来解决问题，而不止是风花雪月和小清新。而硬汉也早就不仅仅用外表来定义了，他们需要更聪明、更年轻、更活泼、更高科技、更能应对新挑战。

人事有代谢，人心无古今，在强者身上寻求心理依靠永远不会过时。至于老家伙们怎么办，别忘了，他们是硬汉，硬汉从不回头看爆炸，他们只会潇洒地走进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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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相机试图展现逝去的美，而不去关注进行中的一切，看起来十分荒谬。但假如摄影是艺术，而不是工具，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文 ✎ 丁雪 

图 ❏ 林舒 

编辑 ✎ 卜昌炯 王唯一

景山，望春亭。几根柱子撑起雕檐拱顶，周围黑漆漆的，建筑本身微弱的光被湮没在暗夜。星星一样的光团沿着台阶洒下来，延伸到苍茫的古树尽头。

摄影师林舒把镜头对准这些夜晚中的古建筑，按下快门。十多分钟的长曝光中，周围静悄悄的，只听得到蝉鸣声微弱地起伏，时间忽然被拉得很长，很长。

这是《圆光》系列照片中的一张。

几年前，林舒读到《明室》，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尔特在里面提到的“照片本身是什么”的疑惑一直在他心里挥之不去。长久以来，摄影被当作复制现实的一种方式，人们关心照片里的人和风景，却常常忽略摄影作为中间媒介的存在。

它常常以假乱真、事无巨细地复制现实，让人们误以为世界就是它所呈现的样子。

而对于摄影本身，它究竟是什么？林舒希望通过照片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于是，有了“圆光”这组照片。

01

圆光术，一种传说中具有“显像”功能的民间法术，它利用平面反光物来寻求真相，一度在民国流行。借这个概念，林舒想传达“图像的真相可能并非我们所见的‘物象’”。

在这组照片里，林舒在“复制的现实”——古建筑之外，附加了“图像的光”。这些光并非来自拍摄的空间，它只与图像或者底片相关。

暗房里，林舒把底片装进黑色的盒子，在上面扎上小孔，不断地调整位置，把光打进小孔，一点一点尝试“什么样的距离能打出什么样的光，什么样光的强度下能出现自己想要的效果”。

其实通过电脑合成也可以实现圆光的效果，但他觉得通过算法不会有那么多变化。“通过小孔不断调整角度来打光，这里面有一些变化是你不能控制的。那些不能控制的变化深深地吸引着我。”林舒对《博客天下》说。

“圆光”系列照片中星星一样的光团，都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这是整个拍摄过程中最难的部分。在林舒看来，“相比于‘图像的现实’，‘图像上的现实’让自己更接近摄影”。

古建筑，这组照片中的另一个主体。拍摄这组照片时，林舒在北京的老城区居住，周围有很多公园，工作之余，他会拿着相机去各处转。

白天的天坛，神秘庄严肃穆。黄昏时的天坛，呈现给林舒不同的侧面，沿着神道，坐满了搭着帐篷打牌聊天的人，也有人直接躺在地上，眯着眼睛望着天空——这里或许是离“天”最近的地方。

夜晚的天坛撕下了自己浩瀚的面具，把最温柔、最具香火气息的一面，展露给接近它的人。

《圆光》的拍摄大都在晚上。“晚上整个环境比较干净，你看不到那些黑暗的地方，但建筑发的光可以突出出来。”

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翘起的檐角层层叠叠，夜色勾勒出它们大致的轮廓，黄色琉璃和鎏金宝顶在暗夜中显得愈发虚幻，月光填满它的纹理——这是故宫的角楼。

在它周围，环绕着林舒用小孔调整出来的光点，它们像璀璨的星河，映衬着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古建筑。

“现在的古建筑大多没有实用功能，在过去，它们或许是一个宫殿、一个皇宫、一个塔，承担着朝奏、祭祀、防卫等各种职能，但现在它们是旅游景点，像时代的他者，如海市蜃楼般，虚幻地存在于现代都市。”林舒说。

环绕的圆光增加了这种虚幻感。 

在林舒眼里，白天的古建筑和夜晚的古建筑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当夕阳慢慢抽掉最后一丝余晖，游客一点点散去，周围拿着手机围着拍照的人越来越少，古建筑摘掉它白天的伪装，以最真实的面目出现在林舒的镜头前。

时空感在这一刻被消弭，林舒认为这是“它们本真的样子”。

02

对“中国传统气质”的表达一直吸引着林舒。在此之前，因为供职于一家专门做城市规划和建筑的媒体，林舒拍摄了很多关于城市的照片。城市钢筋水泥的物象表达经常让他有一种窒息感，觉得“中国最美好的事物大多已离我们远去”。他想回归到最原始最传统的地方。

此后，他缩小了拍摄领域，逐渐从大众遁入小众。

“用相机试图展现逝去的美，而不去关注进行中的一切，看起来十分荒谬。但假如摄影是艺术，而不是工具，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在我对摄影的理解中，依然是真理。”他说。

山，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大的一个物象，林舒想看看，“为什么会对山水画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想从中找到这个精神本体和中国山水画之间的关联。亘古不变的山的形态在林舒看来，是自己与过去的世界以及先人们沟通的对象。“山水不仅是一个景观，更是一个精神性的载体，是具有灵性和生命的。”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林舒离开了城市。拍古建筑前，他曾花了两个月去峨嵋山、华山、黄山等富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几座山。

在一组命名为《鸩》的山水画中，雾气氤氲，山朦朦胧胧地飘在黑白的画面上，林舒用相机勾勒出一个迷离的山的形象，画面中的山冷峻、孤独、桀骜不驯地矗立在天地之间。在迷雾中，能看清它的轮廓，却看不清它的表情。

拍摄是在山顶进行的。爬上去时，林舒体力有些透支，没太看取景框，就摁下了快门。等到慢慢恢复一些后，他用另外一台彩色相机又拍了一次，在那个镜头里，山呈现出一种严谨、端正的样子，“但它和我整个爬山的状态是不匹配的，反而没有第一次拍得好”。他认为前一次完成了“心灵跟相机的一种奇妙的连接”。

林舒大学时的专业是油画。毕业后，这个专业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他不得不调整方向，转而去做摄影相关的工作，但对绘画的执念一直在心里隐隐生长。他甚至一直没有放弃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努力，虽然也会经常因为没有特别好的融合方式而感到苦闷。

在一组以《霓》为主题的照片里，林舒直接用手工涂料在照片上上色，金黄的石头上，布满了迷幻而绚烂的色彩。用林舒的话说，就是“把自己内心的东西画到石头上”。

这种结合的尝试有时候表现得更直接——用绘画去临摹摄影。这占据了他最近摄影的重心。

在个人公众号里，他这样描述自己画这些摄影作品时的状态：“尽可能的放松与克制自己的绘画技巧，把所有的重点放在照片上，更深入地去了解一幅伟大作品的每一个细节。”

长期以来纠结于摄影和绘画关系的他，“一直处于想在二者之间分出胜负”的状态。只是这次，更像是一次摄影与绘画的和解。

脸上布满沧桑沟壑的老人，睫毛凌乱地扎在纸上的眼睛，对准少年额头的枪……通过马克笔和墨，林舒用粗线条勾勒出了这个光怪陆离又荒诞的世界。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探寻“摄影是什么”的一部分。相较于“圆光”的抽象，“临摹”则更具体，具体得就像他在暗房里透过小孔为一张张被选择的底片打光。

林舒：

福建人，现居北京，曾任《周末画报》《城市中国》摄影师。

2009年入围首届三影堂新人摄影奖；

2012、2013年于日本东京及法国巴黎举办个人摄影展；

2015年与假杂志合作出版个人作品集《鼩鼱》；

2016年创办独立摄影杂志《ALTER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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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20周年。

每个时代都有历史选中的人，1976年，顺潮而来的是那个三起三落的小个子四川老人。

本文首发于2014.8.25《博客天下》第170期

文 ✎ 汤涌

1976年，在周恩来逝世后的追悼活动上，邓小平念了一段无懈可击的悼词，在他的描绘当中，周恩来这位马克思主义者非常热爱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在念着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诗词。

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出现让美国《时代》周刊也感到疑惑，他们把邓小平的照片放上封面，认为邓小平应该是周恩来的继承人。

在此前的两年中，邓小平风一般地进入西方国家的视野，从1973年2月从江西的下放地点回到北京，到1975年1月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兼有党、政、军职务的他看上去似乎是周恩来的当然接班人。

邓大人的消失

毛泽东非常犹豫，一方面他觉得邓小平能管好这个国家，另一方面害怕邓小平会背叛他的革命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又一次雪藏这个坚韧的小个子，而邓小平也是潜伏隐忍、等待机会。

但是也正是在之前的两个月中，邓小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仅仅负担一些外交工作，在1975年底，他又一次被停止一切职务。

可以确定的是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毛泽东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两年前毛泽东曾经安排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视察，以确定他们能否在自己身后一起共事。

王是一个外表英俊的年轻干部，毛一度把他看做自己的接班人。但王对政治的认识极其肤浅，在毛泽东问到自己死后将会如何时，王洪文说的是继承遗志继续革命，而邓小平则忧心忡忡地说，军阀割据，爆发内战。毛泽东更满意邓小平直言不讳的回答。

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邓小平最危险的敌人。前四人被毛泽东称为“四人帮”，他们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毛泽东选择的代总理华国锋之间，有着微妙和复杂的关系。

在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支持邓小平的青年夏建国在街头高呼“邓大人！你在哪里？”，有艺术创作的成分，但邓小平确实是群众议论的中心人物。

“邓大人”这个称呼是在1962年之后逐渐出现的。那一年上映的电影《甲午风云》当中李默然扮演的“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电影中的邓大人忍受着大清国内政、外交的不给力，炮弹药里填满沙子，西方各国和日本蛇鼠一窝（这点是艺术创作），邓大人在绝望中试图撞沉吉野，壮烈牺牲。

几乎很容易在姓氏上从邓大人联想到邓小平，1962年的中国经济正处在大跃进和三年灾荒之后的调整期，而邓小平作为总书记在这一轮调整中表现得非常活跃。这轮调整的思路和1956年的思路基本一致，那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到了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和党内监督、群众监督，1957年更是作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报告。

和邓世昌一样，邓小平是一个爱国者，有决心，意志坚定，邓小平甚至有和李默然一样宽大的方脸盘。他们都是身体粗壮的男人，虽然邓小平要矮许多。

但是邓小平在柔的一面要远远胜过当年的邓大人，他知道如何在关键时刻顺应形势，首先保全自己，而后再图再起。这种特质让他在6年后的那场浩劫中保全了性命。

周的推荐、毛的选择

毛泽东身边最缺的不是口号推广者，而是有行政经验和执行力的人。

邓小平在1973年2月离开他的下放地点江西，回到北京，此前一年里，他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回来工作。

之前他被毛泽东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少奇一路。邓小平在1966年以来的“文革”漩涡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智慧，他的检讨书写得滴水不漏，只承认自己跟不上，不学习，没有林彪掌握毛泽东思想掌握得好。

这篇克制的检讨书和本身比较低的职位让邓小平有了出来工作的可能。和刘少奇相比，邓小平不是毛泽东认可过的接班人，他当时最重要的职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今天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相比，这是一个低得多的秘书长式职务，是党主席的办事机构，类似于枢密院或者军机处的设置。

毛泽东急需一个深谙国务的人。1966年以来经济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大批青年被下放到乡村，1969到1972年间，农村出生的人口急剧增加。

1971年林彪死于飞机坠毁之后，周恩来承担了高强度的工作，他在1972年5月被检查出了癌症。他可能是中共高层最勤奋的领导人，“一天工作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邓小平曾经这样评价。

和充满浪漫主义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要处理各种事无巨细的具体工作，又要在“四人帮”的攻击下提防猜忌，保全自己和一些重要的战友。他经济工作上的副手是副总理李先念，但这远远不够。

邓小平从1920年代就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党务工作经验丰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经历使得他熟谙党政联络工作。此外他是出色的政治委员，在他担任政委的时候，八路军一二九师从一万多人增长到了30万人，这还不算地方部队。他颇有胆略，曾经去军队里发动暴动，组织了百色起义（在第二代领导人当中，习仲勋和薄一波也都有过兵运的经历），他军事上的最高成就是淮海战役的总前指书记，而这场战役是摧毁国民党军队最多的一次。

邓小平似乎是挽救局势的一味复方猛药，此外他也有周恩来的支持。两人私交不错，在被收录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当中，邓小平回忆了自己和周恩来的交情：“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1950年代，中央把地方局书记调任进京，诸侯在地方太久可能会形成种种盘根错节的利益，这就是著名的“五马进京”，其中的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财政部长，在这期间周恩来发现了邓小平的治国才能。

邓小平有一股严厉的气质，本来他被安排到华东局担任书记，但是随着进军顺利，中央安排他继续在“刘邓大军”中进军西南，让这个四川人在西南局担任书记，是一个衣锦还乡的故事。他却从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回家乡省亲，而是派人把继母等亲戚接到了重庆，让被划为地主的弟弟交出土地，以免土地改革时让地方上棘手、不好处置。

孤臣是最好的治国之人。

雷霆一般的失踪者

1973年到1975年的表现让党内和群众对邓小平的能力印象深刻，也让他的政敌更想置他于死地。

在1973年到1975年之间，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表现出了雷霆一般的效率和能力，这让“四人帮”感到了恐慌。

周恩来的身体不太可能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很可能会死在毛泽东之前，同样是副总理，搞政治宣传出身的张春桥资历比邓小平要浅得多。

国务院里毛泽东还提拔了一批工农出身的干部，比如才30多岁、女工出身的吴桂贤和文化不高的大寨干部陈永贵两位国务院副总理。这可能代表了他工农联盟治国的浪漫情怀，但毫无疑问，治理国家需要的是精通人情和世情的干练老吏。

1973年12月毛泽东建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这个任命到1975年才正式达成。1974年周恩来则把外交事务委托给邓小平来处理，基辛格发现邓小平是个很难对付的对手，不容易亲近，太直率，有事说事。

邓小平也去联合国宣扬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国际理论，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个理论——“三个世界理论”。毛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不断对世界革命局势发表看法，成为全世界的革命导师，他也满足于这个角色。在这场成功的发言之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接见巴基斯坦总理时被安排坐在了毛泽东身边。

到1975年邓小平事实上主持政府工作，他立刻提出了“军队要整顿”和“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两个重要主张。这两个讲话说的都是“不要重用闹派性的人”。

邓小平整顿铁路的效果出奇得好，积压的车皮和混乱的调度在他的管理下很快恢复了正常。1949年邓小平曾经在开国大典后坐火车南下追赶自己进军中的部队，此后对铁路的效用印象深刻。

他对扳道岔的醉酒工人和扔下火车头下车吃饭的司机深恶痛绝，1974年的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是755件，而1964年只有88件。他曾经派遣军队把不服从整顿占据车站的造反派头头直接抓走。

此后他还提出了整顿工业、发展科技，发表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不过毛泽东逐渐无法容忍他的改革措施，认为这会威胁到继续革命的事业。他又一次被褫夺了权力，处于半软禁状态。

不过这一次如同流星燃烧的秀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在李先念、王震、叶剑英等老同志的眼中。至于普通群众，这一轮整顿让许多不务正业的人消停了不少，这使得邓小平收获了人心。

回到1976年，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逝世之后，许多人也因此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回到1975年春天那种生机勃勃的状态。

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担任了代总理。《时代》关于邓小平的预测不准，但对邓小平来说，这至少不是最坏的结果，毕竟排位最前的副总理张春桥没有获得总理职位。和邓小平相比，华国锋是一位资历比较浅的干部，1949年还仅仅是一位县委书记，他不是邓的敌人，也算不上有很深交情的朋友，这个总理的职位可能会让他身处前台，和“四人帮”产生直接的矛盾。

邓小平这一次没有变成一个不可谈论的人，“四人帮”在政治上表现出了惊人的愚蠢，他们一直坚持“批邓”，在街头的大字报上，红卫兵书写邓的言论，而后加以批驳，但这使得许多围观者就此看到了邓小平的主张，许多当年在北京的外国人记录说：“那些路人读了大字报上邓小平的原话后笑着微微点头。”

这位失踪者的雷霆手段使得他即将成为结束乱局的人，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危险。电视剧中也再现了当年那些传言，剧中街头的谣传说“四人帮”要发动政变，发枪给民兵，而且枪毙邓小平。

重用吃过亏的人

除了政治局里的老战友，他还有一大批同盟军，那就是“文革”中被侮辱和损害的人。他考虑到了他们的利益。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希望江青能够担任党主席，为此他们向华国锋施加了压力。华国锋1973年才进入中央政治局，除了毛泽东口头和纸面的欣赏之外，他没有太多政治资本。

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和中办主任汪东兴联合，取得了叶剑英元帅的支持，逮捕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毛远新等人，并解除了支持“四人帮”的民兵的武装，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个职务。

此后党内很多人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也写信支持华国锋，称赞他是一位英明的领袖，但也提出必须反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不然的话，他和因支持他被捕的群众的平反，都将无法实现。

最终邓小平恢复了之前被撤销的所有职务，被安排管科学、教育、军事和外交。

邓小平几乎一刻不停地开始了自己的整顿，在他仍然为自己复出的合法性而斗争的5月24日，他做了两个讲话，一个是《“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另一个就是著名的《重视知识、重视人才》。

邓小平在1977年8月决定恢复高考，这是极得民心的一件大事。电视剧当中，邓小平身边的得力助手之一老田名为“田志远”，有人根据剧情推测这个人物的原型是邓力群或者于光远（尤其是也有一个远字），另一种可能是，“田志远”是“填志愿”的谐音，整部电视剧中，四五集都是关于恢复高考的内容。

恢复高考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对今天的中国影响深远，从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大多数人都是1977年到1979年的新三届大学生。

几乎同时，邓小平开始对军队提出要求，加强教育和训练：“我们解放军要有自知之明，要自己恢复名誉……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不了解每一个兵的情况，当什么连长、指导员！”他建议开办军事和政治的学校，恢复军队的战斗力。

1977年冬天《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当中，邓小平的批评非常严厉，要求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懒、散和肿，要求在部队里继续揭批“四人帮”。和地方上类似，他要求提拔任命干部的时候，要看“文革”时这人的表现，进行过打砸抢、招摇撞骗和搞宗派的人一律不许使用，而那几年被整的干部则被任用起来。

于公于私他都厌恶制造混乱的人，他的大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从北大楼上摔下致残，此前邓朴方曾经受到红卫兵的肉体迫害。在电视剧中，这位70多岁的老父亲给自己瘫痪的儿子擦身。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对江青的评价是“零分以下”。

这个思路贯穿了邓小平干部路线的始终，后来他提拔的重要干部，都是“文革”时吃了亏，坐了冷板凳的人，比如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简历里也都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寻找接班人

这一次恢复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人，此后他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寻找接班人工作。

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当中，邓小平在尚未第三次恢复工作前犯了严重的前列腺炎。这种疾病大多和老年挂钩。事实上邓小平当时已经73岁，毛泽东爱说的那句“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俗话也萦绕在他的耳边。

邓小平48岁调进中央工作之后就需要佩戴眼镜看文件，同时他的听力一直有问题，尤其是右耳，这可能成为他和毛泽东产生距离的关键。

毛泽东曾经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

中央政策研究室2014年出版的《邓小平传》称：“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耳聋可能确实让邓小平和别人的沟通方式产生了问题，他觉得跟人开会是一件效率很低的事，宁愿看文件和作批示。过去的若干年中他一直用写信的方式跟毛泽东或者汪东兴保持沟通，后来也给华国锋写过两封信表达想要出来工作的愿望。

他的写作和讲话一样没什么文采，但每句话都是大白话，这很像他本人的生活方式。他爱洗冷水浴。从西南调任中央的时候，甚至剃了一个大光头，这让他能省下打理头发的时间，但是很快有人提醒他这会让人想起蒋介石，于是他一度用平头替代，只是步入老年之后，才留起了领导人式的大背头。

和毛泽东的举棋不定不同，他很早就下定决心选择接班人，而且不仅仅是个人的接班人，而是整个一批人的接班人。

邓小平自1979年以来就在许多场合提到了提拔年轻干部的问题，到1981年7月，他更是对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作了《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提出让老干部尽力进入顾问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担任顾问，让年轻干部来到一线。

邓小平选择了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党和政府的负责人。他多次提到自己和陈云在50岁左右进入书记处的事，不过一直到1989年6月16日，他才提到要建设“第三代领导集体”，而且说：“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也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

也是在当年11月，他举着麦克风，面对着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所有高级军官，一字一顿地说：“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邓大人治军

他对军队下重手治理，但军队仍然拥护他。除了老帅们的支持，还有一点重要的是他的治理和整顿没有私欲。

邓小平是中国革命者中全力出国见世面的那一类人，他曾经参加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运动，在那里入了党，而后转去苏联学习。

那是1927年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和上一代的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理论家式领导人相比，已经和中国国民党决裂的共产党需要的是组织暴动和长于军事斗争的人才。

1927年，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则遭到严重挫败。各种起义暴动，最终的目的是建立“根据地”，拥有土地和地盘，红色割据在国民党政府薄弱的农村成长起来。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1929年被派遣到广西百色组织兵运和暴动，在暴动中获得了5000支左右的枪支，拉起了一支4000人左右的队伍，建立了第七军，这时干瘦黝黑的毛泽东带着两千多人的队伍刚刚来到井冈山。一支队伍和一块根据地对党中央来说，是极大的功绩。

邓小平的队伍近乎豪华，最多时可能多达1万人，但和大多数暴动相似，保有队伍和建立根据地是非常艰苦的。资深职业军官朱德的队伍在南昌起义之后经过战斗和开小差，到达井冈山时也不过600多人。

邓小平被上海的中央调走，此后的红七军和红八军损失不小，最终到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队伍会合。

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替邓小平说了话：“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这样的评价保全了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记载，时隔多年之后，邓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虽然谁不听他（毛泽东）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邓小平在红军长征时期在一方面军工作，抗战时期则来到一二九师，这是过去四方面军老部队改编而成的，这使得他多年后能够比较好地平衡昔日的“山头”。他和刘伯承在八年中把一支一万多人的队伍带到了30万正规军的规模，而后又执行了“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外线作战任务。这是一个凶险的战略意义上的任务，要穿过沼泽地黄泛区，冒着被合围的风险在山区苦苦坚持，等待友军取得战果。

毛泽东这时打电报给“刘邓”，说陕北“甚为艰难”。邓小平的坚持能够吸引敌人更多的兵力，减轻陕北的重压。他完成任务很好，于是很快迎来了这场战争中的最大荣耀，毛泽东亲自对邓小平说“我把（淮海战役的）指挥交给你”。

昔日的功绩是邓小平服众的根基。而在1977年恢复工作之后，邓小平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支持。

这位老帅的人望和资历颇深，而且比邓小平年长7岁，这使得邓小平可以放手去对军队做一系列改革，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中，这支军队战术训练的不足正表现出来。邓小平努力进行改革，在1981年举行了10万人规模的华北“802”大演习。

1980年代，邓小平的主要精力在于裁军，这就是令世界惊讶的“百万大裁军”。他节约下军费来发展经济，也把军队的干部和士兵送回地方投入建设。

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许多曾经在各种战场上威名赫赫的部队被合并和取消，而他要求这些军队服从经济建设的大局。邓小平从总部机关开始裁撤，尽管自己曾经担任总参谋长多年，同时1985年还裁撤了昆明军区，这是二野的部队，邓小平是二野的老政委，昆明军区一度认为自己将会接管成都军区，但最终中央的命令是昆明军区并入成都。

对老战友老部队动刀，不是因为要借此立威令人服气，而是成都的地理位置和各种综合考虑使它成为比昆明更合适的大军区所在地。

傅高义在他的邓小平传里这样形容这位领导人的做事风格，“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下属认为它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需要的仗义朋友。”

邓小平不会像彭德怀那样对打得好的那个军高呼“万岁”，但他也并非一个感情淡漠的人，即使裁撤了二野的部队，他仍然会在会见写二野军史的老同志时回忆每一仗的细节，包括曾经对不住哪个起义的国民党将领，他会认真地说：“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就工作本身来评价工作，这已经是他对自己部队的最高评价。

强国的影子

他的治国思路延续至今，他设立的许多制度仍然在平稳运行，他似乎已经为一个强国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影子。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的核心就是有一个历史的必然，同时具体由谁来完成则具有偶然性，历史会选择最适合的那个人。

对毛泽东来说，当博古和李德无法指挥那支疲惫的军队走出云贵川的泥泞之时，就必然会有力量走向前台执掌这个事业。而对邓小平来说，当所有人都希望恢复高考，搞经济建设而“两个凡是”会变成桎梏的时候，也必然会有一个力量推着他走向前台，继续这个事业。这就是历史潮流。

邓小平就是放开手刹，让整个国家加速的那个人。

跟不上的人虽然可惜，但是也只有淘汰一途。在评价几代领导人的时候，邓小平曾经在1989年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只有‘两个凡是’。”但是在职务上，他仍然在华国锋辞职之后给予了华国锋足够的尊重。他尽力不让政治路线的分歧变成你死我活的争斗，这样的争斗往往会毁掉共同的事业。

尽管并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但最终党、军队和群众选择的是这个老练圆熟、意志坚定、最有准主意的人，最有见识也最有实力。即使这个人上台后会大刀阔斧，让他们一部分利益受损，让他们被驱赶到陌生的市场大潮中也在所不惜。

1984年，邓小平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新高点，他见证了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速度，迎接了美国总统里根的访华，10月举行了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

1959年建国十年周阅兵之后，中国再没有举行过阅兵活动，只有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检阅蜂拥而至的红卫兵——那些冲动的、激进的喊口号的孩子们。

邓小平1984年阅兵则完全不同，除了徒步队伍，坦克、火炮之外，战略导弹方队也第一次露面——这次阅兵也出现在电视新闻上，在中国，电视机也进入了一些比较宽裕的家庭。

这位老人正在筹划半退休或者完全退休的事，他设立的顾问委员会已经于1992年被他自己提议取消，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仍在30年后大放异彩。

远处似乎已经勾勒出了一个影影绰绰的强国。

尽管邓小平1989年宣布退休，但仍然用旅游和讲话的方式在1992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1997年邓小平逝世，他创造的退休和接班模式仍在运行。此后的17年中中国又进行了两次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平稳交接，大多数人已经对这样的换届习以为常，不再有毛泽东和邓小平曾经担心的局面——那种国家分崩离析、陷入军阀混战的惨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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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毛利：

狮子座，O型血

天真的毒舌妇，好玩的刻薄者

著有《当待业女遇上草食男》、《一纸谈欢》

一个月前，我在寒风料峭中买了条破洞牛仔裤。从此每一天，我都穿着这条两个膝盖各有一个大洞的裤子——除了破洞外，它还有明显的做旧和磨损。

它看起来很时髦，很酷，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的人。我本想把这两个破洞当成一股冲破世俗的力量，趁着春节档期，在亲戚面前耀武扬威一回。别的不说，我那最爱唠叨的大伯母，一定会在满脸笑意中附带几分迷茫：哎哟，你穿这个不冷啊？

带着这种热切的期盼，我吃了个大大的瘪。

谁能想到呢？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像习惯了房价每平方米5万元一样，习惯了牛仔裤上的破洞。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有条破洞牛仔裤，在这种时刻，仅仅在膝盖部位有两个大洞，显得太保守太无趣了。

我在电影院的电梯里，看到了真正时髦的牛仔裤。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妆容一丝不苟，发型清爽精致，上身穿着一件短款白色皮草，下身，天哪——那条牛仔裤就像她刚刚经历过一场酷刑，一次原野中跟猛兽的厮打。牛仔裤像碎片一样，在她的双腿上飘荡。

不经意间，破洞牛仔裤向我宣告：你老了，你只能接受某种妥协主义的破洞，一种精美的装饰，跟反叛一点关系都没有。

BBC有部纪录片，主持人专门去印度探访一条破洞牛仔裤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从褶皱到磨损再到褪色，印度人骄傲地表示：看，你一条裤子穿5年才能穿出这副模样，现在只要5分钟，就能制造出相同的效果。

破洞牛仔裤为什么流行？因为一部分人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上个世纪的矿工、油漆匠，总之，像个有故事的人。从头到脚穿着新衣服，未免太无趣。

越是年轻的人，越想要裤子破一点；年长的人，说什么也不会选择一条还没穿就破了的裤子。

我采访了两个35岁以上的女朋友，她们相当一致地表示：现在不会再买破洞裤了。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她们觉得刻意的破洞太过矫情。你们这些人，明明这辈子都穿不破一条裤子。

我还采访了一个真正会把裤子穿破的朋友，他曾经在2000年于南京新百买了一条牛仔裤和一双皮鞋。17年过去了，他告诉我，裤子的膝盖和裤腿的确经常会磨破，骑车的时候，屁股也很容易破洞。不过他不穿破洞的裤子，而是定期去一个裁缝那里缝补。

一条裤子穿17年，难道裁缝觉得不奇怪？

朋友表示：不会啊，我裤子保养得很好，每次洗完都熨好叠起来。

在一个连我妈都不再补裤子的时代，这个特意把破洞补起来的人，反而凹出一种新姿态。

最后讲一个关于破洞牛仔裤的悲伤故事。我穿着那条在城里没有引起任何惊诧目光的裤子，越过山路十八弯，去乡下看元宵节龙灯表演。结果嘛，即便在那种遥远偏僻的地方，也到处都是穿着oversize大衣、九分裤、及裸靴看热闹的时髦人士。

入夜之后，寒风袭来，裹着一阵又一阵冰冷。站在广场上，我觉得膝盖快被冻掉了。那几个比我更时髦的城里人，已经忍不住开始疯狂跺脚——我相信我的脸跟他们一样，被北风吹得像一张破纸，毫无还击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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