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寻常的3年，朱镕基成全了上海，而上海也成就了朱镕基，让他成为一个政绩出色、更富经验、更成熟的总理人选。本文揭秘朱镕基在上海的岁月。
▎全文刊发于2013年8月25日《博客天下》第135期。▎
本刊记者|汤涌 卜昌炯 实习生|张文宇 王艳凤 王浩 马天骄 朱红阳 顾玥
博客天下微信号：bktx2012
上海人似乎从来没有因为朱镕基退休后时常回来走走而奇怪过，就好像他一直没有离开。
那是一个读书的青年离开了家，暑假回家时，邻家阿姨毫不讶异地向他点点头的感觉。
他长于长沙，从上海考进清华，而后久居北京，最终，上海提供了他一生一世中最重要的大舞台。
其实他在上海只工作了3年。在他的雷霆效率当中，上海迎来了追赶珠三角、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关键3年。
这个老人追求的不是权势或者财富，而是功业。
在浦东，他能随时看着浸满自己心力和汗水的土地，一如晚年的浮士德看着那修筑堤坝的工地，看见搬运土石的人群一般。
朱镕基和一个强大的上海关系密切。毫无疑问的是，今天在任的国家领导人也在努力从他的经验当中汲取养料——和1990年经济形势不佳时的决策几乎一样，只是上一次中央的决定是开发浦东，而2013年的计划则是建设上海自由贸易区。
另一个可借鉴的是，在政治上有争论、经济数据不理想的时候，放下争论。比如，把“改革开放”4个字努力做足。
当然李克强和朱镕基仍有区别，朱镕基是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经济官员，理论上没有太明确的市场化倾向，凭借天赋异禀和世情练达，用“宏观调控”的独门秘籍把上海一步步带进市场经济的大海之中，举手投足都带着浓浓的凯恩斯主义色彩。
而市场派经济学家厉以宁的高足、经济学博士李克强在15年后显然有了更高的起点，在市场经济早已成为共识的今天，试图重新点燃上海，这座中国龙龙头的发动机。
计划经济的干吏
朱镕基过去一直是一位计划经济的专家，在发明出“宏观调控”这个词之后不久，他被派往上海。
1988年是一个龙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龙年。
2月，已经被任命为上海市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从北京南下，根据中国共产党任命高级官员的规则和惯例，这意味着在春天的上海市人代会上，朱镕基将会接替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市长。
此时的中国被认为处于一个快速增长期——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十年，以深圳为首的一批经济特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国人表现得更自信、更加国际化，这个年份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这从春晚上一位侯姓歌手的歌曲《龙的传人》风靡全国可见一斑。这个龙年似乎成了整个民族的本命年。
接到上海的任命之前，朱镕基的职务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这是一个正部级的副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委和计委是部委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委员会。计委制订计划，经委则负责执行。
朱镕基在计划经济时期被认为是一位出色的干部。
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提到了自己的早年经历：1951年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1952年到国家计委。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东北，是中国计划经济搞得最好的地区，工业农业增长进步很快，给了抗美援朝一个有力的后方。
计划经济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必须对各部门进行海量的统计，加上对气候、供求、群众偏好、国际形势的预期，再制订下一年度的计划，这后来被证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制订计划，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脑力游戏和手艺活，不同的人来做，有优劣之分，甚至是天壤之别。
朱镕基在讲话中提到，他是跟着马洪到国家计委的。马洪是一位出色的计划经济学者，比朱镕基大8岁，1952年就担任了国家计委秘书长。马洪非常欣赏朱镕基。朱被打成右派之后，一度在河北廊坊的石油工业部管道局“带徒工队伍爬电线杆”，最后是马洪把他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在那里朱镕基恢复了党籍。
“右派”平反之后朱镕基去了国家经委，这是从计委分出来的一个部委，在经委期间朱镕基被提升到副主任（副部级）时他55岁，几乎要被“干部年轻化”划掉。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朱镕基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还配有朱镕基的一张一寸大小的照片。采访的记者是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艾丰。这是朱镕基第一次在报刊上阐述他的经济思想，而且提到了一个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词——“宏观调控”。
朱镕基被中央认为是党内“懂经济”的干部。最妙的是，这个专家不是一个谦谦君子，而是一个能够使用“雷霆手段”的人。
中央要派这个有自己一套方法论的干吏来到上海，因为上海有上海的问题。
转型中的上海
1980年代末的上海，不见繁华，只有尴尬。这个“计划经济的大本营”，在当时尚不明朗的政治风尚中负重前行。
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谢丽娟是较早听说朱镕基来沪工作消息的官员之一，她向《博客天下》回忆朱镕基给她的第一印象：
“听说来了一位原来在国家经委、计委工作的，很有才干的，但是非常严厉的领导。在他手下工作，不少人都会挨批评。”
但“严厉”的风评并没有避免“空降”新领导遭遇执行不力的问题。而下级干部不愿意出力工作，又和多年的积习息息相关。
1949年之后，上海一直是中央的一个重要财源。解放初期，上海市征收的各种税收收入直接解入中央金库，只留给地方一些零星收入，地方靠开征公用事业费等附加收入以抵充支出。
1958年到1987年，则是地方和中央按比例分成。
根据上海财政税务制的统计， 在1949～1990年，上海市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以下同）总计为3911.79亿元，其中上解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地方分成628.13亿元，占16.06%。
那时的上海人不像今天这样勤勉、敬业、工作狂，因为干得好也是支援了全国各地。而上海的各类公共设施，却因为缺乏经费而短于修缮。朱镕基对此描绘为“上海奖金不低，日子过得挺舒服”。当时的企业领导没有搞技术改造的冲动，而是用“给我广东政策，我会搞得更好”作为借口。
和新市长候选人朱镕基一起来的，还有一个“财政包干、一干五年”的政策。这意味着中央在这5年中，只对上海收一个固定的数（1988年是105亿元），剩下的全部留给上海。
上海，中央只能帮你到这了。
2月7日，担任上海市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在《转变思想观念，上海就大有希望》这篇讲话里，就点透了这一层——他有点着急：“包干后会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尚无体会。”在同一讲话中，他表达了对下级的愤怒：“有的单位对我讲的根本不当一回事，把我交代的事当耳边风！”
谢丽娟告诉《博客天下》，朱镕基曾比较过上海官员和西部官员的不同。“上海的干部素质是高的。我跟西部的同志说要做哪些事，讲第一遍，他还不理解、不清楚；讲第二遍，他刚刚知道怎么做；讲第三编，他真去做了。上海的干部讲第一遍，就知道是什么事了，但是他不做；讲第二遍，他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讲第三遍，他觉得不好不做了，才会去做。”
他必须把手下轰到商品经济的洪流里，反复告诉他们，这是建功立业的最好机会。此前的朱镕基没有任何地方执政的经验，哪怕是县长和县委书记都没有当过。
“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就任市长不到两月的朱镕基，对来访的美国记者、作家索尔兹伯里说。他谈的是上海工厂火灾隐患，但压力已经跃然纸上。
索尔兹伯里以《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闻名，他听多了各种身陷绝境的故事。但这位美国朋友仍然不得不麻烦市长——他走的时候，请朱镕基帮忙买机票。当时上海的飞机票经过层层扣留，只能通过走后门才能买到，否则只能买高价票。
还有一位日本媒体记者给朱镕基写信，反映邮政部门效率低下，说他订的报纸早上看不到，晚上才到，为此每天都要买几十份重复的报纸。
各种难题扑面而来。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朱镕基给出了他的应对之策。
铁娘子和张闻天
朱镕基的书橱里摆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张闻天，一张是撒切尔夫人。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战军一直记得朱镕基家里的4张照片。
那是1990年冬天，在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工作的他和小组办公室主任叶伯初一起，到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家里去汇报住房制度改革推进的情况。
在上海市委机关大院内一排两层连体别墅的其中一栋，他们见到了朱镕基。
“房子不大，很简陋。他的夫人劳安也在家，还有保姆。”时隔20年后，李战军向《博客天下》回忆，上海不像北方那样集中供暖，屋子里不够暖和，朱镕基和他们谈话时披着一个军大衣。
这是李战军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来朱镕基家。他有意观察了房子的布局和摆设，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些照片。
客厅的墙上挂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邓小平和江泽民、朱镕基等上海市主要领导的合影，一张是朱镕基在书桌前看书、批阅文件的彩色工作照。
还有两张在他书房的书橱里。一张是“上海人、当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的全身照，一张是“英国资产阶级政党领袖”撒切尔夫人的半身像。
“张闻天一生坎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对待的时候，还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他是中共少有的在经济、文化、思想、理论功底等方面都很有素养的一个领导人。”李战军说。
张闻天曾经细致地调研过1949年后东北的经济，主张执行新经济政策，容忍有商品经济，甚至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与之相对应的是，朱镕基曾被邓小平评价为一个“真正懂经济”的人，且有一段长达20年的被划为右派和开除党籍的岁月。
让一个行业、一个部门，甚至整个上海市像一个企业一样循着规律在市场经济中搏杀，恰巧是朱镕基在上海做的。
比如他会在讲话中突然提到：“今天不知道市轻工业局局长吴承瞒同志来了没有，如果没有来，我希望转告他，务必第二季度把它抓上去，如果抓不上去，我建议他去这个厂子里当代理厂长。花了这么多钱，你不好好干，那上海人民怎么吃饭啊？”
而作为英国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绰号“铁娘子”，以铁腕治国著称。铁娘子执政期间有不少争议，她曾驱逐罢工的英国工人、裁减社会福利、恢复经济活力。有利益受损者破口大骂，但是就业率在逐渐升高。
她不畏物议，只做自己认定对的事。
朱镕基执政上海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强硬、铁面形象，隐约有她的影子。
还有，他们照片上都不大笑。
骂人这件事
和他痛骂“豆腐渣”、“王八蛋”的时候不同，在上海他骂的人都是官员，是下级，他是要磨砺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事方式。
在四卷本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之后，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院长朱镕基曾经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学生们推荐这本书。
“你们看一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真话、胡话，还是老实话，请你们鉴定……我认为这本书对你们无论是做官、做人、做企业家，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我认为做人的意义比做官还要大。”
朱镕基骂人，大多数是因为工作效率问题。说了不办、误事、掌握情况不充分，都会让他生气。
但谢丽娟不怕他。医生出身的谢丽娟分管教育、卫生。朱镕基上任不久，上海就大规模暴发了甲肝，一时间人心惶惶，很多人不敢去上海出差，更别提旅游了。
“在一次会议上，他（朱镕基）问我，谢丽娟同志，今天肝炎的病人有多少了。我就说，今天是12万4千多。他说我听说不是这个数字。我说我回去再去核查。第二天，我在想还要不要告诉他我核查的结果，可能他已经不想问了，他脑子在想别的事情了……我就没问。但是他马上问我了，谢丽娟同志你核对过没有。我说我核对过了，是12万4千多。他不做声了，我想他是非常认真的。他在考察每个人。”
“他有什么实在的批示，我实在地去做，所以朱市长对我没有那么严厉。以至于在开市政府工作会议的时候，有人要提一个什么意见，会写一张条子给我，要我来发言。”谢丽娟认为，“怕还是不怕，主要看你怎样对待工作。如果你工作很认真，就不会怕他。”
时任副市长的倪天增曾经因为外事宴请而开会迟到，引起了朱镕基的不满。
谢丽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过了一会儿还没来，他就让秘书长再打电话去催。过了一会儿，又说，‘怎么还没来，吃了几个菜，吃得那么久’，有点儿发火。后来这个副市长来了，但他还要再说：以后开会都应该到，不管什么活动，宴请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谢丽娟记得，此事后有“另外的副市长”向江泽民告状，然后江泽民找朱镕基谈话，朱镕基回答他说：“江山好移，本性难改。”
倪天增1992年因为心肌梗塞不幸逝世。朱镕基后来遇到了他的夫人，谈起倪天增流下了泪，道歉说自己批评他批评重了，并为倪天增的早逝表示惋惜。
倪天增和朱镕基，是清华校友。
上海市原财贸办主任张广生在他的新书《海商——1982－2012上海商业纪事》里披露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专题会议上，计划委员会有位副主任因为准备得不够充分，留下3000万元的资金缺口说不清楚，结果被朱镕基狠狠批评了一上午，“散会时，那位副主任真的哭了出来”。
朱镕基评价自己：“骂人，但是不整人。”这位副主任后来胃出血住院，朱镕基还专程前往看望。张广生说：“直到今天这位副主任还以此为荣，逢人便说：被朱市长批评还要具备一定的资格噢。”
朱镕基有时候也会批错人，难得的是有人还敢顶撞他。上海市建委原副主任吴祥明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的脾气也是比较倔，有时候在会上会顶朱市长的。顶了以后，朱市长的脸面也不是太好看。不过他事后觉得吴祥明的意见是对的。”谢丽娟说，吴祥明后来还得到提拔，担任过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在江泽民的支持下，朱镕基点名批评人让越来越多的官员紧张了起来。与其去抱怨、哭诉，不如把事做好。
谢丽娟有时还会故意制造机会让朱镕基去“批评”人。为了解决上海市数届政府都未能解决的脏、乱、差情况，有一次她专门提请朱镕基去一个环境卫生比较差的区去开座谈会。“我们选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让朱市长发发火。他发一次火的话，影响是很大的。”谢丽娟说。
不出所料。谢丽娟他们陪着朱镕基走进一个污水横流、需要用砖头垫着才能走路的里弄时，受到了一个老太太的指责。朱镕基马上向她表示道歉，并承诺尽快把环境卫生治理好。
“刚来到外面的马路上，朱镕基就发火了：这个区的领导来了没有？该区区长赶紧走到前面：我在我在。朱镕基质问他：你是怎么搞的，把这个环境搞成这个样子？”谢丽娟回忆说，当时的批评很严厉，大家都很震惊，但正因为此，上海市才有可能在后来争取到4次“十佳卫生城市”的称号。
朱镕基还努力改变了“画圈”的风气。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们会在文件上画圈，表示看过，朱镕基看到就要求所有的副市长，一定要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圈一圈签个字”了事。
他渴望的，是一种直来直去、有话直说的政治。
度过危机
在1989到1991这最艰难的三年，朱镕基绕开改革姓什么的争议，带领上海打着对外开放的旗帜继续高歌猛进。
1988年是中国龙闯关的一年，中央决定进行“物价闯关”，改变长期以来价格无法反映供求关系的局面。3月，从上海开始调整了280种商品的零售价。
这是诺贝尔奖得主、价格理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建议，但是在当时却引发了抢购风，人们抱起电视机、电冰箱就跑，是好的就买下。姜昆相声里，老太太喊“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记录的就是这段岁月。涨价抬高了生产资料价格，上海的工厂一度因为电煤紧缺而无法生产。
9月，中央政府启动了一项紧急的财政政策紧缩方案，试图遏制通货膨胀，这一方案事实上对私营部门有关的改革措施进行了压制。紧缩更导致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着银行信贷紧缺，被迫要打白条给农民支付粮款。
上海的物价闯关是朱镕基通过组织货源、抓农业生产和实行补贴来实现的。从这点来说，朱镕基是把一座城市当作一个企业来运作的。朱镕基会用“桑塔纳”轿车和电冰箱去换有色金属和棉花，以便让上海的工厂开工。他利用自己在计委经委的关系为上海寻求资源，同时又利用横向的地方交换来绕开中央的“批”和“拨”。
即使在上海的几个县区之间，也出现了竞争。朱镕基曾经提醒各县，一个外商和四个县都签了合同，“搞货比三家，看哪个便宜，就和哪个搞”。他的提示是，要互相通气，不要互相压价。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把中国经济奇迹归功于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是有其道理的。
即使在物价飞涨最严重的时代，朱镕基也并没有把控制价格当作唯一的政治正确来运行，相反，他提出了几条允许涨价的理由。比如小商品本小利薄，原材料涨价严重，如果不跟着涨，生产就难以继续。再比如上海的毛线质量甚好，但是因为价格管制，都销给了外地（40元/斤），本地则卖29.5元/斤，所以完全没货，上海人只能购买质量差的外地毛线。为此朱镕基就支持把毛线涨价到40元，以便留住货源。他主抓的就是副食品这样的必需品。
与此同时，他努力做的事情是尽量放权，给区级政府放权，也给企业放权。在《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的三点要求》中，他提到“应该让企业放手去搞”、“甚至可以搞股份制”、“把权责利一起下放给他”、“发不出奖金，就让工人找厂长去，不要找政府”。
朱镕基曾在复旦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要把所有菜场统统开起来，让农民进城，小贩也可以进菜场。”
这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专家正在利用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世情人情的练达，逐渐走上一条支持市场的道路。而此时的中国北方，则还在为市场是不是资本主义、要不要把私营经济收归国而辩论着。
1989年、1990年、1991年，中国的企业陷入沉寂期，当时美国《财富》杂志描绘道：“大多数在中国的西方公司已经停止运行，只是静观其变。一位美国商人说，那种感觉就像在参加一场大游戏之前被锁在屋子里。”
在陷入“姓资姓社”这样无聊的讨论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人似乎突然回到了11年前那种讨论政治的氛围当中，美国的投资者看着中国的劳动力提出“必须午睡”的要求，完全无法容忍。伪劣假冒产品也在那些年困扰着中国的消费者。
在1989年6月江泽民进京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一段时间当中，朱镕基兼任了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市长两个职务，清醒而务实的朱镕基一直没有停止做事。经济上的“危机”意味着两个意思，一是危险，二是机遇。
这正是上海乃至于长三角赶超珠三角，并把北方远远甩在后面的好机会。
1989年12月2日，身兼书记和市长两职的朱镕基明确要求加快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宣布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这一举措影响深远，上海再度成为经济增长的龙头，浦东到2004年的成就几乎相当于15年内重建了一个上海。
这是朱镕基的实用主义思路，在改革是计划为主还是市场为主有争论的时候，不如先抓住共识——对外开放是两边都可以接受的，那就趁机发展外贸，搞浦东开发区。
上海最终还是卷入了政治争论。1991年2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一系列文章，这组文章在2个月内发表，点明了执念于“姓资姓社”的话，就会丧失发展时机。
1991年，邓小平在上海过的春节。2月皇甫平文章出现，朱镕基理解皇甫平谈论姓资姓社，背后一定是有邓小平的智慧支持的。皇甫平文章的作者之一，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告诉《博客天下》，“皇甫平的稿件发表后，很多领导在批评这篇文章，他（朱镕基）是唯一没有批评我们的领导。”
1992年上半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姓资姓社的桎梏被一扫而空，深圳和上海的努力受到了肯定，市场化改革成了全党全国的共识。下半年，中共十四大如期召开，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党代会报告。
就在这个时候，朱镕基回到中央，即将挑起更重的担子。而朱身后，他为之奋斗了3年的上海城和上海人则扬眉吐气，精神面貌也为之一变。
这甚至连影视作品里都有体现。在1989年播出的儿童电视剧《三个和一个》里，三个上海男孩捡到了一个流浪上海街头的男孩（后来才知道是女孩），帮她寻找自己的妈妈。其中有一段“软广植入”，教室外面汽车嘀嘀直响，一大波新车开过，同学们伸头去看热闹，老师笑着告诉他们：“这不是皇冠，也不是奔驰，而是我们自主生产的上海桑塔纳！”当时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经历过朱镕基时代的上海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信。在1980年代，也许更早，上海人在北方人的口中是节俭到吝啬、重视生活质量又没钱的形象。
一个有关上海人的段子是：上海人来北京出差，坐十几小时的火车，一路上在吃一只大闸蟹身子，办事一天，回去路上吃蟹脚，下车时把蟹壳包回家煮汤喝。
这种对上海人的偏见在1992年之后越来越淡。上海人更多被赋予了一种有教养的、服务业质量高的、周到的、敬业的、讲卫生的形象，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上海设立中国总部——随着新城区的开发和城市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不再睡午觉了。
这一切，和那个拍着桌子喊财务包干的意义、嚷着要把企业轰进市场游泳的朱镕基“教练”密不可分。
住房建设债券
回到中央的朱镕基和上海的联系以2000元的住房建设债券为结束。
李战军至今仍保存着一张户主为朱镕基的存折，以及一张刻着朱镕基名字拼音、附属于该存折的银行卡。这是朱镕基用来购买上海市住房建设债券的。
1991年4月，朱镕基回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由他牵头制定的《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即将在这年5月正式实施。临行前，朱镕基跟吴邦国和黄菊等人均表示，要购买上海市的住房建设债券。
“他说他推动了上海的住房制度改革，相对于过去，这种改革让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当人民群众和政府共担改革风险和改革成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要为上海市的住房建设做一点贡献。”李战军说。
配房买债券是《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五项基本措施之一，按规定，凡新分配住房的市民，应先按规定购买上海市住宅建设债券，才能取得住房的使用权，“但个人自愿购买债券也是可以的”。政府会用这笔筹集来的资金，专款专项用于上海市住房建设，5年以后再还款。
此时，朱镕基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劝他说：“北京将来肯定也要搞房改，你还是到了那边再买吧。”朱执意不肯，临上飞机前，交代秘书把2000元钱转交给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领导。而具体办理债券代买事宜的，正是时任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指导协调处处长的李战军。
据他回忆，当时交到他手上的是1800元现金以及存有200元钱的存折和银行卡。那些现金面值5元、10元、20元、50元不等。“感觉不是一把拿出来的，而是凑起来的。”李战军说，“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
由于存折里的钱不能全部取出（该行当时规定活期存折户余额最小值为100元），李战军后来用自己的钱补足了不够的部分，而卡和存折便一直保存在他那里。
这件事在上海市官员中间带动起了一股风潮，“不管分到没分到房子，都拿自己的钱来买上海市的住房建设债券”。
5年过后，债券到期，李战军找到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的秘书，让他告诉朱，“这笔钱可以收回来了”。
不久，这位秘书回复称，已告知朱镕基，朱还问他劳安知道不知道买债券的事，他回答说劳安不知道。事情就此没了下文。
李战军估计，朱镕基后来大约没有办理债券的兑付，“让它烂掉了”。
2003年退休后的朱镕基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继续保持着“不题词、不剪彩”的特点。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露面是在2012年1月的上海春节京剧晚会上。
那一次，面对着台下包括俞正声和韩正在内的1200多名上海干部，他谈起了京剧的喝彩：
“一般初看京剧的人都不敢鼓掌，因为怕鼓得不是时候，怕大家尴尬。今天我建议同志们，只要你们觉得唱的好的地方你们就鼓掌，你们还没有觉得怎么好，那就不要鼓……同志们你们不要怕错，我跟你们一起鼓，你们不会感到孤立。”
那一刻，曾经随时点名批评人的朱镕基似乎已是前世。
他只是一个在台下鼓掌，鼓励大家放开胆子的慈祥老人罢了。
“hold住！”这是朱镕基另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句话，他连说了两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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